9~11岁儿童创造性人格与欺骗行为的关系: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

摘要: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与问卷法探究了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利他两类动机的欺骗行为的关系及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以317名儿童(M=9.77,SD=0.74)为被试,结果显示:(1)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父子与母子沟通质量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对利他欺骗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3)父子沟通质量能够调节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高父子沟通质量能够缓冲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高父子沟通质量也能够保护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4)母子沟通质量对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1 前言

欺骗行为(deceptive behavior)是指欺骗者通过说谎、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事实等方式,有意地使被欺骗者获得或继续保持错误信念(Vrij, 2004)。在童年中期,9~11儿童已经能够产生不同动机的欺骗行为,利己欺骗行为产生的频率下降,而利他欺骗行为有所增加(Lavoie et al., 2017)。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的目的是隐瞒错误或避免因自身的过失受到惩罚,长期的利己欺骗行为往往与攻击行为和不良行为有关,也可能被用于掩盖其严重的反社会行为(Gervais et al., 2000),因此这一行为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儿童的利他欺骗行为虽然违反了诚实原则,但往往是出于礼貌、保护或帮助他人的目的,体现了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与社会交往技能(Lavoie et al., 2017),也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在许多社会情境中也能够提升信任感(Levine & Schweitzer, 2015)。

根据James与Taylor(2010)提出的“创造性-动机”模型,高创造性人格个体会根据具体社会情境引发的动机,将自身的创造性潜能应用于积极或消极的行为上。在社会交往方面,利己的欺骗行为是消极动机创造性(positive creativity)的典型表现(Cropley, 2010),利他欺骗行为则是将积极动机创造性(negative creativity)应用于人际交往的典型表现(Mouchiroud & Lubart, 2002)。“自我概念维持理论”(Self-concept Maintenance Theory)(Mazar et al., 2008)指出,高创造性人格个体产生更多欺骗行为,是因为他们能够更灵活地对诚实的道德规则进行解释,在保证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同时,对欺骗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

儿童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创造性人格与欺骗行为的关系,高创造性人格儿童会将其创造性应用于积极与消极的行为。一方面,高创造性的儿童会产生更多地外化行为问题,包括说谎(利己)、作弊等(Lüdeke et al., 2020),但这一结果是基于教师报告的儿童外化行为问题与儿童创造性测验表现之间的关系,没有单独考察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另一方面,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儿童能够对利他欺骗行为进行积极的道德解释,但是,部分10~11岁儿童仍会遵循诚实原则,拒绝利他的虚假陈述(Glaätzle-Ruützler & Lergetporer, 2015)。而创造性人格较高的儿童能够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对已有道德规范的内涵进行调整,判断出利他欺骗行为虽然违反了诚实的社会规范,但最终产生利他的结果,因此给予其积极的道德评价(Talwar et al., 2019),并且道德评价对实际的道德行为具有预测作用(Xu et al., 2010)。因此,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具有产生更多利己与利他欺骗行为的倾向,但目前也鲜有研究直接探讨两者的直接关系。

根据Thomas与Chess(1977)的“亲子拟合优度”理论(Goodness to Fit Theory),儿童的气质和人格因素与父母的行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据此,创造性人格这一人格因素与某些家庭因素会共同影响儿童的欺骗行为(Van Leeuwen et al., 2004),而家庭因素中,亲子沟通能够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指导儿童的行为(Bumpus & Hill, 2008)。因此,亲子沟通与创造性人格,可能在影响儿童的欺骗行为时产生交互作用。对于利己欺骗行为,Cropley(2010)指出,高创造性人格儿童本身就具有破坏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倾向,但父母的有效沟通能够使其更好地内化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准则,从而减少利己欺骗行为。因此,不同创造性人格水平的儿童产生利己欺骗行为的倾向,可能会受到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引导,父母往往出现矛盾:一方面,父母会强调诚实的必然正确性,另一方面,父母会在某些社会情境中出于礼貌或对人际关系的维护,期望儿童产生利他的欺骗行为。亲子沟通质量较高的父母,会根据不同情境对道德规范进行沟通与解释,能够帮助儿童更为灵活地进行道德判断(Lavoie et al., 2016)。因此,对于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有更高的利他欺骗行为倾向,这一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高质量亲子沟通的保护,而灵活性较低的儿童也能够根据父母的引导,按照社会情境的需要产生利他动机的欺骗行为(Martinsen, 2011)。因此,不同创造性人格水平儿童的利他欺骗行为倾向,可能会受到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

Shwalb等人(2010)指出,父子沟通对儿童的社会行为与社会交往技能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由于父母角色的差异与沟通内容、频率的不同,父子沟通与母子沟通对不同人格类型儿童行为的影响具有差异。情绪性较高的儿童更可能产生外化行为问题,而父子较低的沟通质量或沟通的缺失,会使高情绪性儿童产生更多、更严重的外化行为问题(Baker et al., 2011)。因此,对于不同人格特质的儿童,父亲与母亲对儿童行为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对于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可能产生的更多欺骗行为,父子沟通与母子沟通的调节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欺骗行为的实验研究,大多采用博弈范式,但对于儿童,此类范式外部效度较低,因为陌生情境会增加儿童的欺骗行为(Williams et al., 2013)。因此,本研究结合儿童日常教学情境,采用改编后的“自我报告的问题解决”范式(Gino & Ariely, 2012)与“艺术评价”(Warneken & Orlins, 2015)范式分别测查儿童的利己与利他欺骗行为,探索创造性人格与两类欺骗行为的关系,及亲子沟通质量是否对二者具有调节作用。综上,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为:(1)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亲子沟通质量能够调节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3)父子沟通质量与母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

2 研究方法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在某市抽取三所小学,共选取367名三、四年级儿童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对儿童及其父母进行问卷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儿童及父母均有效的问卷322份,问卷有效率为87.73%。对回收了有效问卷的322名儿童进行实验研究,有5名儿童的实验数据无效,最后获得所有数据均有效的被试317名,其中,男生人数为149人,女生人数为168人;三年级共167人(男生80人),四年级共150人(男生66人);年龄范围在9~11之间,平均年龄为9.77 ± 0.74岁。研究进行前取得了被试本人、老师及家长的同意认可,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2.2.1 创造性人格

采用林幸台和王木荣(1997)所修订的由Williams编制的威廉姆斯创造性人格倾向量表(Willi-ams prefer measurement forms, WPMF),包括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和挑战性4个维度。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广泛应用于从幼儿到成人多个年龄段的群体。采用3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共50个项目,平均得分越高表明创造性人格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2.2.2 亲子沟通质量

采用《亲子沟通量表》(池丽萍, 2011)中的《亲子沟通质量分量表》测查亲子沟通质量,4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亲子沟通的质量越高。这一分量表主要测量家庭中父亲、母亲与儿童沟通的质量,共包括12个项目,由两个维度组成:关系指向和问题指向,每个维度包括6个项目。量表分为父亲、母亲、儿童三个版本,各版本项目数量、所属维度相同,仅在表述方式上有所差别。父亲版本仅包括父子沟通质量,母亲版本仅包括母子沟通质量,儿童版本包括父子与母子沟通质量。父子沟通质量最终得分为父亲版本的得分与儿童版本中父子沟通部分得分的平均数,母子沟通质量最终得分为母亲版本的得分与儿童版本中母子沟通部分得分的平均数。由儿童与父母共同报告父子与母子沟通质量,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因单一受测者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中,父亲版、母亲版、儿童版(父子)、儿童版(母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4、0.73、0.85、0.83,合并后父子沟通量表与母子沟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9与0.80。

2.2.3 利他欺骗行为

采用改编后的Warneken等人(2015)所使用的艺术评定(art-rating)的实验范式测量儿童的利他欺骗行为。实验材料选取三、四年级小学生美术课的其中两个主题:“地球村”、“我的家乡”。每个主题5幅画,由3位小学美术老师从15幅儿童的绘画作品中,对作品进行1~5分评定。根据老师的评定结果,选取5幅作品,包括3幅1分的低质量作品与2幅5分的高质量作品。在正式研究前,招募56名儿童(平均年龄为10.20岁),对实验材料进行评定。由主试告诉儿童,同一主题的其中4幅作品(2幅高质量、2幅低质量)分别被评定为1分与5分,为儿童提供评分标准,然后由儿童对第5幅作品进行1~5点评分。结果显示,两个主题的第5幅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04(58/56)分与1(56/56)分,只有两名儿童将其“地球村”的第5幅画评定为2分,其余均为1分。结果表明,儿童对第五幅作品的实际评分为1分,并未出现特殊偏好,能够采纳为有效的实验材料。实验材料利用教室的白板呈现,每个被试有一张答题条,根据白板上的主题以及题号在相应的空格内给出评分。所使用的答题条需要被试填写班级、学号与姓名。

2.2.4 利己欺骗行为

采用改编后的自我报告的问题解决(self-reported problem-solving)(Gino & Ariely,2012)实验范式测量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实验材料选取《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难度较低的24道,利用教室的白板呈现题目。每个被试有一张答题条,根据白板上的题目在相应的序号内答题。所使用的答题条需要被试填写班级、学号与姓名。本研究中,《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仅作为范式中问题解决的内容,与智力测验无关。

2.3 研究程序2.3.1 问卷部分研究程序

主试将《亲子沟通质量分量表》(儿童版本)与《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在各个班级同时发放给被试,在班主任与主试的共同管理下完成问卷。《亲子沟通质量分量表》(父亲版本与母亲版本)在装订信封后让被试带回家里由父母分别填写。

2.3.2 利他欺骗行为实验与程序

实验地点为小学空置的教室,实验的主试由不知道实验目的并经过训练的研究生担任。每次由两名主试带领10~15名被试进入教室,各个座位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被试无法相互讨论。在发放评分表后,宣读指导语:“现在有一个小学生绘画大赛需要你们来当小评委。这个比赛的分数有1、2、3、4、5五个等级。前两幅画经过老师们的评选是5分的作品(高质量作品),后两幅是1分(低质量作品),第五幅画是与你们同年级的一个同学画的,他特别喜欢画画,希望能在这个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接下来由你们来给他打分,将分数在评分表上写下来”。宣读指导语的同时在白板上呈现相应的绘画作品,宣读完指导语再呈现第五幅画。第二个主题同理。在检查所有被试评分完成后,由主试将评分表统一回收并进行数据的录入。当被试对作品的评分为最低分1分时,代表其并未产生利他的欺骗行为,则将其利他欺骗行为记为0分,被试评分为2时,记为1分,以此类推,最高评分5分,记为4分。

2.3.3 利己欺骗行为实验与程序

实验环境与利他欺骗行为相同,待被试坐好后发放答题条,宣读指导语:“现在有一个智力测验需要你们完成,取得满分的同学会获得一份小礼品,请大家在每题的六幅图中选出一幅最适合的放入空白框中的,将答案填在答题条上。”在确保每位被试理解答题规则后开始答题。被试答完后由主试回收,收齐后其中一名主试到另一间教室给答题条拍照。将拍完照的答题条发还给被试并宣读指导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正确答案写在黑板上,各位同学自行批改,每道题1分,满分24分,将最后的得分写在答题条的右侧即可。”在被试批改时,白板上不再呈现题目。给出的“标准答案”中其实有6题(1、4、5、14、18、23)是错误答案,因此,初始答案全部正确的被试可以改动的题目数最高为6题。在所有被试批改完自己的答题条后由主试统一回收。

选取的测试内容为《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较为简单的24道题,主试拍摄的被试原始答题情况表明,有5名被试答错1题,并且他们答错的题与主试提供的错误答案一致,因此他们可以改动的题目数比他人少一道,利己欺骗行为得分的基线不同,因此剔除这5名被试。其余317名被试的原始答案全对。以被试改动答案的题目数对利己欺骗行为进行评分,没有改动记为0分,改动1题记为1分,以此类推,最多改动6题记为6分。

2.4 数据分析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与相关分析。其次,对创造性人格、父子沟通质量以及母子沟通质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分别以利己欺骗行为与利他欺骗行为为结果变量,以创造性人格为预测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分别检验父子沟通质量与母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在调节作用的结果显著后再进行简单斜率分析,以此进一步考察,当亲子沟通质量处于不同水平时,创造性人格对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不同影响。本研究中采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与分层回归分析。

3 结果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

结果发现,有25.4%的儿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利己欺骗行为,有70.3%的儿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利他欺骗行为。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相关如表 1所示。结果表明,儿童两类欺骗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创造性人格与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与利他欺骗行为也呈显著正相关。儿童利己欺骗行为与父子沟通质量、母子沟通质量均呈显著负相关,而儿童利他欺骗行为只与母子沟通呈显著正相关。

 

3.2 分层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儿童创造性人格、利己/利他欺骗行为、亲子沟通质量的关系,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的分析方法,分别探究父子/母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父子/母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他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3.2.1 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的调节作用,分别以父子、母子沟通质量为调节变量进行两次分层回归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创造性人格、父子/母子沟通质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两次分层回归分析分别以父子沟通质量与母子沟通质量为调节变量。在第一层引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第二层引入中心化后的创造性人格与父子/母子沟通质量;在第三层引入创造性人格与父子/母子沟通质量的交互项“创造性人格×父子/母子沟通质量”。

对于父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儿童的性别与年龄后,创造性人格(β=0.31,p < 0.001)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父子沟通质量(β=-0.23,p < 0.001)对利己欺骗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二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β=-0.18,ΔR2=0.03,p < 0.001),即父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对于母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儿童的性别与年龄后,母子沟通质量(β=-0.13,p=0.016)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但交互作用未达到显著性水平(β=-0.07,ΔR2=0.01,p=0.169),即母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为更加清晰地揭示父子沟通质量对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在较低父子沟通质量(平均分以下一个标准差)和较高父子沟通质量(平均分以上一个标准差)时,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预测情况,如图 1所示。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当父子沟通质量较高时,创造性人格的提高不会使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明显变化(simple slope=1.07,t=1.91,p>0.05);但在父子沟通质量较低时,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会随创造性人格水平的升高而显著增多(simple slope=3.49,t=2.06,p < 0.05)。这说明,高质量的父子沟通能够缓冲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

3.2.2 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他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他欺骗行为的调节作用,分别以父子、母子沟通质量为调节变量进行两次分层回归分析。对创造性人格、父子/母子沟通质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在第一层引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第二层引入中心化后的创造性人格与父子/母子沟通质量;在第三层引入创造性人格与父子/母子沟通质量的交互项“创造性人格×父子/母子沟通质量”。结果如表 3

 

对于父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儿童的性别与年龄后,创造性人格(β=0.19,p < 0.001)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β=0.11,ΔR2=0.01,p=0.042),即父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父子沟通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对于母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儿童的性别与年龄后,创造性人格与母子沟通的交互作用未达到显著性水平(β=0.08,ΔR2=0.00,p=0.129),即母子沟通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为更加清晰地揭示父子沟通质量对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他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在较低父子沟通质量(平均分以下一个标准差)和较高父子沟通质量(平均分以上一个标准差)时,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预测情况,如图 2所示。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当父子沟通质量较低时,创造性人格的提高不会使儿童的利他欺骗行为明显变化(simple slope=0.37,t=1.28,p>0.05);但在父子沟通质量较高时,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会随创造性人格水平的升高而显著增多(simple slope=1.19,t=3.81,p < 0.001)。这说明,高质量的父子沟通能够保护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

综合两类动机欺骗行为的结果可得,创造性人格对儿童两类欺骗行为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但是当父子沟通质量较低时,创造性人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利己欺骗行为,对利他欺骗行为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当父子沟通质量较高时,创造性人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利他欺骗行为,对利己欺骗行为则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4 讨论4.1 儿童的两类动机欺骗行为及其与创造性人格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童年中期的儿童会产生利己与利他动机的欺骗行为,这验证了“创造性-动机”模型(James & Taylor, 2010),高创造性人格儿童会将其创造性应用于消极与积极的行为。而利他欺骗行为的发生率要高于利己欺骗行为,并且利己与利他欺骗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首先,Talwar等人(2019)也发现有69%的儿童会产生利他的欺骗行为,而仅有36%会产生以掩盖自身过错为目的的利己欺骗行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道德推理由自我导向慢慢向他人导向发展,即更多地根据他人的利益进行道德判断,并且童年中期的儿童处于自律道德阶段,已经能够根据欺骗行为的动机进行道德判断。由此,相比于利己欺骗行为,儿童会产生更多的利他欺骗行为。其次,儿童在不同动机情境中的欺骗行为并不一致,有更多利己欺骗行为的儿童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利他欺骗行为,反之亦然(Talwar et al., 2019)。利他欺骗行为虽然违背了诚实的道德原则,但是其引发的道德冲突感较弱(Lewis et al., 2012),并且,儿童利他的欺骗行为与其整体的亲社会行为有关,即有些儿童会完全出于亲社会动机产生利他欺骗行为,并不认为其违反了诚实原则(Lavoie et al., 2017)。因此,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与利他欺骗行为之间不具有一致性。

对于创造性人格与利己欺骗行为的关系,本文发现,具有较高创造性人格的儿童会产生更多的利己动机欺骗行为。这一结果与前人对成人被试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Gino & Ariely, 2012)。因为个体在产生利己欺骗行为等不道德行为后,都会产生一系列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而产生这类理由的能力越强,找到的合理解释越多,产生利己欺骗行为的概率就越大(Shalvi et al., 2015)。在面对可能的个人收益时,高创造性人格的儿童由于能够为自身的利己欺骗行为找到更多的合理解释,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打破已有的道德规则去获得个人收益,并对欺骗行为进行合理化。这一结果也验证了“自我概念维持理论”(Mazar et al., 2008),在利己欺骗行为的情境中,儿童需要权衡两种相对的力量:利己的目的与对自身的积极评价(Mai et al., 2015),高创造性人格儿童能够更好地为自身的欺骗行为正名,将行为归因于其他外部因素,以保持积极的自我道德评价。

本文也发现,高创造性人格儿童会产生更多的利他欺骗行为。利他欺骗行为的情境会引发儿童的道德冲突,他们在产生对欺骗本质的厌恶情绪的同时,又会对其利他动机给予积极的解释,而高创造性的儿童能够更加灵活地处理道德准则与社会交往规范之间的矛盾,能够辩证地理解道德准则在不同情境下的含义(Berkowitz et al., 2010),即当欺骗行为的动机是利他的时候,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并不会刻板地遵守诚实准则。利他欺骗行为的产生,是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的结果,相比于利己欺骗行为,利他欺骗行为需要儿童具有更高水平的心理理论,对他人的需求与困难予以理解(Caputi et al., 2012),而高创造性人格儿童,他们较强的发散性思维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在利他欺骗行为情境中,高创造性人格的儿童会因为对诚实原则的灵活解释、以及对被评分者的心理状态更好的考量,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利他欺骗行为。

4.2 亲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两类动机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分别探讨了父子沟通质量与母子沟通质量对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父子沟通质量能够缓冲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能够保护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符合Slobodskaya等人(2014)的观点:儿童人格特质可能是行为的危险或保护性因素,而父母的行为会对这一关系进行调节。高创造性人格儿童会将其创造性潜能应用于积极与消极的行为,而良好的亲子沟通能够帮助儿童减少产生消极行为的倾向、增加积极行为倾向。

本研究发现只有父子沟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而母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表明父子沟通在引导和规范高创造性人格儿童的利己和利他欺骗行为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母亲与儿童的高质量沟通内容往往是对儿童的关心与支持,但是对于具体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父子沟通具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利己欺骗等问题行为(Baker et al., 2011)。有研究发现,父子沟通中包含了更多指向具体行为的指令,能够使儿童更清楚地接收到有效信息,在与父亲的沟通中也能够更明确地针对某一问题进行讨论,这有利于更好地将道德准则传达给儿童(Thompson et al., 2010),儿童能够更清晰地明白,当欺骗行为是以利己为目的时,是违反道德准则的,而当诚实会伤害他人的情感时,利他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道德准则。

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当父子沟通质量较低时,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父子沟通质量较高时,创造性人格对利他欺骗行为则没有显著预测作用。对于利己欺骗行为,以往研究并没有直接探讨这三者的关系,但是也有证据表明,不良的亲子沟通会使本就有利己欺骗行为倾向的儿童进入恶性循环(Bumpus & Hill, 2008)。在高创造性人格儿童犯错并产生了利己欺骗行为后,如果父母仅仅对错误本身进行责骂,而不对道德准则进行详细地讨论与深刻地沟通,那么在下一次犯错时,由于其创造性才能,仍会产生更加巧妙的利己欺骗行为(Pankove & Kogan, 2010)。因此,对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其本身利己欺骗行为的倾向更高,不良的亲子沟通可能会使得其更多地使用多种欺骗技巧而逃避责罚,而良好的亲子沟通能够对其利己欺骗行为进行更好地规范。

本研究也发现,对于具有低父子沟通质量的儿童,创造性人格对利他欺骗行为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而父子沟通质量较高时,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Mehrinejad等人(2015)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会包括更为有效的沟通,这样的父母能够接受与促进儿童在生活中积极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而不是抑制其创造性。高创造性人格儿童本身就有灵活处理这一情境中的道德困境的能力,而高质量的父子沟通也能够帮助儿童灵活地理解道德规范,而不是僵化其对规则的理解,因此较高质量的父子沟通能够保护高创造性人格儿童的利他欺骗行为。但是不良的父子沟通会抑制儿童创造性潜能的发挥,因为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中不恰当地应用其创造性潜能,如恶意地欺骗、捉弄同学(Cropley, 2010),而不良的父子沟通则可能将欺骗行为全部否定,使得高创造性的儿童在其他情境中也抑制自身创造性潜能的发挥。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首先,真实生活情境中的欺骗行为,其动机其实是复杂的,也包括既利己又利他的欺骗行为,而本研究只探讨了儿童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两类动机欺骗行为,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儿童在更多类型的欺骗行为中,创造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次,本研究所测量的欺骗行为都是发生在学校情境中的,而亲子沟通是家庭环境因素,虽然父母的行为对儿童在学校的表现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但未来研究可以探索教师的行为如何影响高创造性人格儿童在学校的欺骗行为。最后,本研究所考察的创造性人格与亲子沟通对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影响模式,是基于横断研究的数据,这并不能推断这一影响模式的发展变化以及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研究设计来探索。

5 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2) 父子与母子沟通质量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对利他欺骗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3) 父子沟通质量能够调节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高父子沟通质量能够缓冲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高父子沟通质量也能够保护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

(4) 母子沟通质量对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文章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 第37卷 第4期

作者:刘文, 王依宁, 张嘉琪, 车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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