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及儿童群体差异

摘要:友伴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本研究从儿童积极发展的视角探讨友伴人际品格(仁慈和公正)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检验了儿童的群体(学段、性别、是否独生)差异状况。研究采用班级同伴提名法及儿童品格调查问卷对1555名4~9年级儿童及其互提名友伴展开调查。结果发现:(1)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所有儿童群体的仁慈和公正;(2)儿童的友伴数量更多时,友伴公正对其公正的预测作用更显著;该调节效应仅体现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上。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与具有积极品格特征的友伴交往对其积极品格的发展至关重要,且对于特定群体(如初中生、男生),与越多具有积极品质的友伴交往,其受到的积极影响越大。

 

1 引言

儿童积极的品格特征是其当前及未来幸福的重要的发展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Park & Peterson, 2006aScales et al., 2000)。其中,人际品格(interpersonal character)是品格的重要内容,其主要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积极人格特质和行为表现(Park & Peterson, 2006a)。来自个人、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各项证据表明,人际品格在个体不同的人生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eterson和Seligman(2004)指出,人际品格是人类重要的积极特征,与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社会适应密切相关(Shoshani & Slone, 2013)。大量研究还发现,人际品格与个体的生活幸福感、满意度密切相关(Park et al., 2004Park & Peterson, 2006b)。

个体的人际品格可以反映在仁慈和公正两个方面(Park & Peterson, 2006aPeterson & Seligman, 2004)。美国心理学家Seligman 2000年联合全美55名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全球范围内开展品格资料的收集,通过对人类各个文化和时代倡导的道德品格进行提炼,总结出六种普适性的美德:智慧、勇气、仁慈、公正、节制、卓越,这当中仁慈(humanity)和公正(justice)是世界各国最广泛认同和倡导的美德。由于美德内涵的抽象性,每种美德由具体的品格内容来体现。其中,仁慈和公正均反映了人际品格的内容,但涉及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且由不同的品格内容构成(Dahlsgaard et al., 2005Park & Peterson, 2006aPeterson & Seligman, 2004)。其中仁慈指向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关怀关系,体现为照顾和友好对待他人的品格,可以通过友善、爱、情商等品格来体现;公正指向一对多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关系,体现为个人与群体(或社群)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最优互动关系,表现在公平、领导力、合作等方面(Dahlsgaard et al., 2005Park & Peterson, 2006a)。

目前,针对儿童(人际)品格的相关研究大多仅停留在对现状的简单描述和相关关系的分析上。友伴是儿童重要的影响源,相比一般同伴关系,儿童与友伴情感纽带更紧密,互动交往更频繁,观察模仿友伴的频率更高(Hartup & Abecassis, 2002),因而儿童和友伴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似性。以往有关友伴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友伴的消极影响方面(如偏差行为、吸烟、饮酒)(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Christakis & Fowler, 2013)。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关注友伴在促进儿童朝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影响(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并不断验证友伴的积极影响(Berthelon et al., 2019Law et al., 2013Poldin et al., 2016Van Goethem et al., 2014)。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友伴外显行为影响领域,尚没有研究探讨友伴在内隐人际品格特征方面的积极影响,作为一项社会性积极特质(Park & Peterson, 2006a),友伴与儿童的人际品格是否积极相关?基于此,本研究考察友伴人际品格(包含仁慈和公正)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并探讨影响者的数量(友伴数量)和儿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是否独生)是否影响友伴影响效应。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本研究将拓展儿童品格的研究领域,丰富已有友伴影响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加深人们对友伴在促进儿童积极发展(尤其品格发展)和适应方面的认识。此外,明晰儿童群体差异,为具体和针对性地指导儿童良好人际品格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1 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

儿童与友伴具有紧密的情感联结,并密切交往互动,因而友伴是儿童重要的影响源,特别与儿童在许多特征上存在较高的相似性(Hartup & Abecassis, 2002)。有多种机制和理论解释这种相似性。例如,同质理论(Homophily Theory)认为,个体与友伴在态度、行为方面倾向于同质,并认为个体通过选择与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人建立关系,或者通过与其交往互动,促使二者之间在态度、行为等特征方面的同化(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观点认为,友伴群体是发生学习和强化过程的重要场所,通过观察模仿及相应的反馈强化,个体将从友伴那里习得情感和社交技能,这就促进了个体和友伴之间的相似性(Bandura, 1986)。

已有研究开展了大量友伴影响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考察友伴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如犯罪、攻击或偏差行为、吸烟、饮酒、抑郁、焦虑)(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Christakis & Fowler, 2013Gallupe et al., 2019方晓义,1997游志麒等,2016),而很少关注友伴的积极影响。友伴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有害的,也可能影响青少年朝积极的方向发展(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近年来,国外不少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和开展友伴积极特征的影响的研究(Berthelon et al., 2019Law et al., 2013Poldin et al., 2016Van Goethem et al., 2014张凤娟, 2014),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友伴亲社会行为影响领域,如分享、帮助、合作、捐赠、志愿服务(Law et al., 2013Van Goethem et al., 2014),另外有少数学者关注了友伴学业的影响(Berthelon et al., 2019Poldin et al., 2016)。这些研究表明,友伴积极特征可以促进儿童积极特征的发展。尽管如此,总的来看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友伴外显行为对儿童相应行为影响,尚没有研究考察友伴在(人际)品格特征方面的积极影响,不同于外显行为特征,品格很大程度反映个人特质(Park & Peterson, 2006a),很难直接看见,那么,友伴人际品格会影响儿童人际品格吗?基于此,本研究将检验友伴对儿童的人际品格(仁慈和公正)是否存在积极影响,通过开展此研究,丰富已有友伴影响领域的相关研究,加深人们对友伴在促进儿童积极发展和适应方面的认识,拓展儿童积极健康发展的路径。

1.2 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

尽管友伴对儿童具有重大影响,友伴影响效应并非稳定不变,而可能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调节。Prinstein(2007)在综述同伴影响领域的相关研究时,总结了调节同伴影响的有关因素,发现儿童所处的同伴环境因素(如所在群体的规模)是一类重要的调节因子(Véronneau & Vitaro, 2007)。这种调节作用符合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Latané, 1981),该理论指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个体受到来自他人的社会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他人的数量(number)、重要性(strength)和直接性(immediacy)。友伴是儿童直接且密切互动的重要他人,由此推论,友伴的数量可能影响友伴人际品格与儿童人际品格的相关程度。

当前,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友伴数量在友伴影响当中的作用(Berthelon et al., 2019Wentzel et al., 2004方晓义, 1997游志麒等, 2016),并发现友伴数量越多将会扩大友伴的消极或积极影响。例如,游志麒等人(2016)考察3034名大学生在班级中的朋友的抑郁水平对其抑郁水平的影响,发现抑郁朋友的数量越多,个体抑郁的风险显著增加。Berthelon等人(2019)对学习小组中友伴学业的影响效应开展研究,发现学习小组的人数越多,越能够促进个体从小组中受益,进而提高自身的学业成绩。总结以往研究,大多考察友伴数量在友伴消极影响(如吸烟、饮酒、抑郁)中的调节作用(方晓义, 1997游志麒等, 2016),另有部分研究考察友伴数量在友伴学业影响中的调节作用(Berthelon et al., 2019Wentzel et al., 2004)。那么,友伴数量是否能够调节友伴人际品格的影响?是否友伴数量越多,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效应也越大呢?这些答案尚未可知,本研究将对此进行检验。

1.3 儿童群体差异

Prinstein(2007)综述能够调节同伴影响的因素发现,儿童的个体特征如人口学因素(如性别、种族)是其中一类调节因素。Brechwald和Prinstein(2011)对同伴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综述,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儿童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等)能影响同伴影响效应。友伴是儿童重要的一种同伴类型,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甚至有无同胞的儿童来说,其受到的友伴影响的状况也可能不同。

例如,随着个体向青春期过渡,儿童与友伴相处的时间增多,被友伴接纳和社会支持的需求变得十分重要(Brown & Klute,2006)。这一时期,儿童更加重视和发展友谊,并认识到和朋友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理解的重要性。研究指出,青少年期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同伴尤其朋友影响的程度超过其他任何时期(Steinberg & Monahan, 2007)。由此,相比友伴人际品格对小学生人际品格的预测作用,友伴人际品格可能更显著地预测初中生的人际品格,此外,友伴数量对友伴人际品格预测小学生和初中生人际品格的调节作用也可能不同。

男生和女生在友伴交往及受到友伴影响方面的特点不同。Gorrese和Ruggieri(2012)对54个有关同伴依恋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与男生相比,女生与同伴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且在友谊的构建方面,女生更加重视二元友谊关系,而男生通常在更大的同伴群体中交友(Benenson et al., 1997Maccoby, 2002)。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检验友伴影响的儿童性别差异(Burk et al., 2012Giletta et al., 2012Prinstein, 2007),但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友伴消极特征的影响进行考察。例如,由于女生更可能在二元友谊关系中分享负面情绪和压力体验,女生更容易受到友伴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影响(Giletta et al., 2012Prinstein, 2007)。目前,尚没有研究揭示友伴人际品格影响的性别差异,那么,友伴人际品格对男女生的影响是否不同?此外,相比于女生,男生更可能在较大的群体中交友,并且群体活动对他们影响更大(Maccoby, 2002),因此,友伴数量对男生社会化的意义可能比对女生的意义更大。那么,友伴数量是否在友伴与男生人际品格的关系中发挥独特作用?

此外,相比非独生子女,同伴交往及友谊状况对独生子女的发展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Falbo, 2012风笑天, 2000)。“社会交往补偿说”认为,由于独生子女缺少与兄弟姊妹的社会交往实践,因而需要向外拓展同辈关系来锻炼和提升社会技能,促进社会化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相较于非独生子女的友伴功能,独生子女的友伴可能具有社会补偿功能(郝玉章, 风笑天, 1997),独生子女的友伴状况可能与他们的发展结果密切相关。基于以上观点和相关发现,友伴人际品格会更显著地预测独生子女的人际品格吗?此外,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是否具有独生和非独生差异呢?

综上,本研究将检验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预测作用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是否因儿童群体(如学段、性别、是否独生)不同而存在差异。

2 研究方法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各地区人口、教育、经济水平的统计指标采用分层取样获得。首先从我国东、中、西行政区域分别选取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省份(山东、河南、四川)三个省2015年的人口规模位于全国前三位。,进一步在三个省中各选取一个中等规模(人口数量)和经济水平的城市,再在所选取的三所城市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分别选取中等水平的普通公立小学和初中各一所,共计12所学校参与调查。在每所小学的4~6年级、初中7~9年级随机选取1~2个班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共有42个班级、2005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调查,其中城市儿童1054人(占52.0%),男生1007名(50.2%),小学生1022名(51.0%),独生子女737名(36.8%)。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仅选取了拥有1个及以上互选(最喜欢一起玩)的友伴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共计1555名4~9年级儿童(46.9%男生,M年龄=12.76±1.77岁,年龄范围:8.48~17.52岁)纳入本研究。其中,城市儿童占52.7%,初中生占50.7%,独生子女占37.2%。

2.2 研究工具2.2.1 人口学变量

包括儿童年龄,性别(0=女孩,1=男孩),城乡地区(0=农村,1=城市),是否独生(0=非独生,1=独生),均由儿童自我报告。

2.2.2 儿童和友伴人际品格

使用Park和Peterson(2006)所编制的儿童青少年优势品格调查问卷(VIA-Youth)中文版中仁慈和公正分量表来测查儿童的人际品格。该工具已在我国建立了良好的信效度指标(Ngai, 2015Zhang et al., 2016)。其中,仁慈量表包含三个维度:(1)友善,共7个题目(如“当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2)爱,共6个题目(如“我和我的朋友或家人分享我的感受”);(3)情商,6个题目(如“我擅长与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公正量表包含三个维度:(1)公平,共7个题目(如“就算不喜欢某些人,我也会公平地对待他们”);(2)领导力,共5个题目(如“我擅长组织小组活动”);(3)合作,4个题目(如“我和一组人一起做事时,我会非常配合”)。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像我”到“5-非常像我”),由儿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定,各量表包含一定的反向计分题,除反向题目外,题目分数越高,代表人际品格越好。本研究中,各维度和量表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8~0.86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仁慈:χ2 (146) = 724.21,CFI=0.93,TLI = 0.92,RMSEA= 0.04,SRMR = 0.04;公正:χ2(99)= 449.13,CFI = 0.96,TLI = 0.96,RMSEA = 0.04,SRMR = 0.03。

本研究中,儿童和友伴各自评定自身在以上各项品格上的表现,其中,友伴“仁慈”和“公正”下各项品格的得分通过计算每个儿童的友伴在各项品格上的平均分获得。

2.2.3 友伴数量

本研究中,儿童的友伴数量采用班级提名法获得。主试向儿童提供带有ID编码的班级花名册,要求儿童提名班级内三名最喜欢一起玩的友伴,将该友伴姓名所对应的ID编号填写到作答纸上。根据全班每个儿童提名的友伴和被友伴提名的情况,匹配每个儿童的互选(最喜欢一起玩)的友伴。每个儿童可拥有1~3个互选友伴,本样本中,仅拥有1名互选友伴的儿童占42.1%,拥有2名互选友伴的儿童占37.6%,拥有3名互选友伴的儿童占20.3%。

2.3 研究程序

采集数据前发放知情同意书,对返回家长同意书的学生行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对儿童进行集中施测,实施测查的老师为心理学专业经过严格培训后的硕士或博士生。施测中,儿童需填写一份品格量表,并填写相关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是否独生等;此外,研究者发给每名儿童一份ID编码后的班级花名册,要求儿童提名3位最喜欢一起玩的友伴的编号(ID),并记录在作答纸上。所有儿童被告知独立作答,并向其承诺相关信息的保密性。各班级儿童平均作答率为96.9%,个别缺席儿童主要由于事假或病假未参与调查。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初步描述统计,使用Mplus 7.0构建SEM模型考察友伴人际品格与儿童人际品格之间的关系,并检验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模型估计方法为最大似然稳健估计(MLR)。

3 研究结果3.1 儿童及友伴人际品格状况及儿童群体差异

儿童友伴数量和人际品格的均值、标准差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其中儿童平均(互选)友伴数量为1.78个(SD=0.76,取值范围为1~3)。进一步对儿童友伴数量、人际品格的得分状况进行了儿童群体差异检验,结果发现:(1)学段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友伴数量、各项人际品格得分上的差异均不显著(t=-1.07~1.75,p>0.05);(2)性别方面,女生的友伴数量显著高于男生(M男生=1.72,M女生=1.84,t=-2.94,p < 0.01),此外,女生在友善、爱、公平、领导力、合作的人际品格方面得分也显著高于男生(M男生=2.88~3.84,M女生=3.04~4.04,t=-7.06~-2.08,p < 0.05);(3)是否独生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友伴数量上差异不显著(M独生=1.79,M非独生=1.78,t=0.38,p>0.05),独生子女在所有人际品格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M独生=3.07~4.04,M非独生=2.90~3.91,t=2.51~5.16,p < 0.05)。

 

此外,检验儿童拥有的友伴数量不同时,儿童仁慈和公正品格的得分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拥有1个、2个、3个(互选)友伴的儿童,其在“仁慈”下的“情商”品格,以及“公正”下的“领导力”和“合作”品格的得分差异显著(F=3.47~5.42,p < 0.05),其中,拥有2个友伴的儿童,其情商和合作得分显著高于拥有1个友伴的儿童(p < 0.05);拥有3个友伴的儿童,其领导力显著高于拥有1个友伴的儿童(p < 0.01)。

3.2 友伴数量、友伴人际品格与儿童人际品格的相关关系

对友伴数量、友伴人际品格与儿童人际品格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表 1)。相关关系表明,友伴数量和儿童爱、情商、领导力和合作品格显著正相关(r=0.06~0.08, p < 0.05)。友伴仁慈和公正与儿童仁慈和公正均显著正相关(r=0.16~0.23, p < 0.001),具体上,友伴与儿童在“仁慈”下的“友善”、“爱”、“情商”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8、0.18、0.21;友伴与儿童在“公正”下的“公平”、“领导力”、“合作”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3、0.18、0.16。

3.3 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预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潜变量来考察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预测作用。其中Model 1a构建仁慈潜变量模型,包含友善、爱和情商三个因子。Model 1b构建公正潜变量模型,包含公平、领导力、合作三个因子。模型因子载荷均在0.40以上,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均控制儿童年龄、性别、城乡地区及是否独生。

所有模型均显示拟合良好,其中Model 1a:χ2(28)=119.62, CFI=0.97, TLI=0.95, RMSEA=0.05, SRMR=0.02;Model 1b:χ2(28)=153.12, CFI=0.96, TLI=0.93, RMSEA=0.04, SRMR=0.03。模型结果显示(图 1图 2),友伴仁慈显著预测儿童仁慈(B=0.31, SE=0.04, p < 0.001);友伴公正显著预测儿童公正(B=0.27, SE=0.04, p < 0.001)。

 

进一步检验儿童群体差异,结果显示,友伴仁慈对所有群体儿童仁慈的预测作用均达到显著性水平(B=0.23~0.38, SE=0.05~0.07, p < 0.001);同样地,友伴公正对所有群体儿童公正的预测作用均达到显著性水平(B=0.15~0.35, SE=0.05~0.06, p < 0.01)。

3.4 友伴数量在友伴人际品格预测儿童人际品格中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构建潜变量交互模型来检验友伴数量在友伴人际品格预测儿童人际品格中的调节作用,分别在Model 1a和Model 1b基础上加入“友伴仁慈×友伴数量”和“友伴公正×友伴数量”交互项。模型结果显示(图 3图 4),友伴数量对友伴仁慈预测儿童仁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B=0.03, SE=0.05, p>0.05),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预测儿童公正的调节作用显著(B=0.10, SE=0.05, p < 0.05)。

 

进一步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图 5),不论儿童友伴数量多少,友伴公正对儿童公正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与友伴数量少的儿童相比(simple slope=0.19, 95%CI=0.11~0.26, t=4.97,p < 0.001),友伴数量更多的儿童,友伴公正对其公正的预测作用更大(simple slope=0.32, 95%CI=0.21~0.42, t=5.83,p < 0.001)。

对儿童群体差异的检验发现,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预测初中生公正的调节作用显著(B=0.13, SE=0.07, p < 0.05)。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图 6),不论初中生友伴数量的多少,友伴公正对初中生公正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相比友伴数量少的初中生(simple slope=0.25, 95%CI=0.14~0.35, t=4.58, p < 0.001),友伴数量多的初中生其友伴公正的预测作用更大(simple slope=0.42, 95%CI=0.28~0.57, t=5.67, p < 0.001)。此外,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预测男生公正的调节作用显著(B=0.16, SE=0.07, p < 0.05)。简单斜率检验同样显示(图 7),相比友伴数量少的男生(simple slope=0.16, 95%CI=0.06~0.27, t=3.11, p < 0.01),友伴公正对友伴数量多的男生公正的预测作用更大(simple slope=0.38, 95%CI=0.21~0.54, t=4.49,p < 0.001)。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1555名4~9年级儿童友伴人际品格对其人际品格的预测作用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考察,并检验了儿童群体差异状况。研究发现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所有儿童群体的仁慈和公正,友伴数量在友伴公正预测儿童公正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且该调节作用仅出现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上。针对上述结果,研究将围绕以下几点展开讨论:

4.1 友伴人际品格与所有群体儿童的人际品格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发现,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儿童的仁慈和公正,且对所有群体儿童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该结果,一方面表明友伴人际品格与儿童人际品格紧密相关。儿童与友伴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可能促进积极人际品格特征的传递,且不分儿童年龄、性别或是否独生,表现出广泛的友伴间的影响。与友伴的互动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友伴也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参照群体。正如社会学习理论所指出的,儿童会通过观察学习友伴榜样的相关特征。本研究结果揭示了友伴和儿童之间在积极品格特征方面的紧密关联,验证友伴间可以以积极的方式相互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本研究为横向研究,难以分辨出友伴和儿童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特点(如方向和程度),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者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主题做深入探讨,识别友伴和儿童品格关联的内部机制,从而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儿童的友伴交往与人际品格发展的关系的认识。此外,研究表明儿童与同伴的关系远近可能影响儿童与同伴的同质性程度(Brechwald & Prinstein, 2011),本研究使用了儿童和同伴互选“最喜欢一起玩”作为友伴来源,一定程度反映较为亲密的友谊关系,但当同伴为普通班级同学或最好朋友时,其与儿童的人际品格关系如何,是否能再次验证本研究结果?对此,可以继续开展多种类型同伴关系的探讨。最后,其他因素如班级和学校环境等,也可能影响友伴与儿童之间的关联状况,未来研究也应该加以考虑。

尽管如此,本研究设计及发现仍能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特别是,本研究设计在前人基于友伴积极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和学业等领域对儿童影响的基础上(Berthelon et al., 2019Law et al., 2013Poldin et al., 2016Van Goethem et al., 2014),拓展了友伴积极影响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主题与成果。同时也启示研究者,应继续并扩大探寻友伴积极影响的研究内容和领域,引导和促进儿童朝向更加健康和适应的方向发展。

4.2 友伴数量越多,友伴公正对儿童公正的预测作用越大

研究发现,儿童的友伴数量越多,友伴公正对儿童公正的预测作用越大。该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影响理论(Latané, 1981)的观点:个体所受他人的社会影响的程度受到他人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也与以往考察友伴数量对友伴影响的调节作用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Berthelon et al., 2019Wentzel et al., 2004游志麒等, 2016)。结果表明,儿童一起玩耍交往的友伴数量增加时,友伴人际公正品格(包括公平、领导力、合作)对儿童的积极影响也将增强。然而,本研究没有发现友伴数量在友伴仁慈预测儿童仁慈中的调节作用,这可能与仁慈本身的概念属性有关,不同于公正的理念——体现在广泛的人际关系中,指向一对多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群体(或社群)间的互动(如公平、领导力、合作)(Dahlsgaard et al., 2005),仁慈通常反映在个体与他人的二元关系,指向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关怀关系(如友善、爱、情商)(Dahlsgaard et al., 2005)。这种关系属性很容易在友伴与儿童之间相互感染,而不受到友伴数量多少的干扰。

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传递的增强效应仅在初中生和男生上显著,而在其他群体上均不显著。在年龄方面,友伴数量的增强效应仅在初中生群体上出现,这可能由于友伴的重要性随儿童年龄增加,特别是进入青春期以后,儿童开始扩大社会交往,发展更多的社会关系,尤其重视友谊关系的建立,这一阶段受友伴群体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任何时期(Steinberg & Monahan, 2007)。尽管我们的研究发现,小学生和初中生在友伴数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友伴数量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仁慈和公正,而对小学生的仁慈和公正预测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友伴数量对于初中阶段学生的重要性超过小学阶段。

性别方面,研究发现女生的(互选)友伴数量显著高于男生,尽管如此,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预测儿童公正的调节作用仅出现在男生群体上。这可能是因为,在友谊的构建方面,女生更加重视二元友谊关系(即亲密关系的建立),但男生更可能在较大的同伴群体中交友,并且群体活动对他们影响更大(Maccoby, 2002),因此,当友伴规模增加时,男生受到来自友伴群体的影响也可能增大。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友伴数量在独生或非独生群体上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也显示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在友伴数量上的差异不显著,友伴数量对独生和非独生子女的仁慈和公正的预测作用也均不显著,这表明,相比友伴人际品格的作用,友伴数量对于独生或非独生子女的人际品格并不具有特殊的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友伴积极影响的角度探讨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检验友伴对不同群体儿童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具有积极和广泛(不分儿童群体)的影响,且儿童的友伴数量越多,其受到友伴公正的影响越大,特别是对初中生和男生群体。研究揭示了友伴和儿童之间在积极品格特征方面的紧密联系,表明友伴间可以以积极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儿童交往什么样的友伴对他们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跟具有良好品格的友伴一起学习、玩耍,对儿童良好品格的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并且交往越多具有积极品质的朋友,其所受的积极影响越大。本研究发现启示研究者,应继续并扩大探寻友伴积极影响的研究内容和领域,更深入认识和把握促进儿童积极发展的来源和途径。其次,研究者应注重将取得研究成果运用到学校教育工作中,与教育工作者一起制定相关干预和评估的方案,实施方案并检验实践效果,总结有效的实践策略和方式方法并加以推广,最终广泛且切实地引导和促进我国儿童朝向更健康和适应的方向发展。

6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所有儿童群体的仁慈和公正;(2)友伴数量对友伴公正预测儿童公正的调节作用显著,表现为儿童的友伴数量越多,友伴公正对儿童公正的预测作用越大,这一调节作用仅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上出现。

 

文章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 第37卷 第5期

作者:刘丽莎, 吴玉婷, 李超群, 徐良苑, 李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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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及儿童群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