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幼儿执行功能与母子互动的关系:幼儿气质的调节作用

摘要:研究考察幼儿气质与母子互动质量对执行功能的作用。160名2~3岁幼儿及其母亲(主要抚养者)完成了亲子互动任务,然后幼儿完成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与抑制控制的测查任务。结果发现母子互动质量对幼儿认知灵活性有显著预测作用,幼儿努力控制负向调节母子互动与认知灵活性的关系,即幼儿努力控制维度得分越高,母子互动对幼儿认知灵活性的作用越小。研究表明幼儿气质与亲子互动质量的交互作用解释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水平。

 

1 问题提出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指个体有意识地监控和调节认知过程的心理机制(周晓林,2004)。这种机制可以帮助个体在复杂的任务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记住信息、切换规则并进行自我监控,从而以更加灵活和优化的方式达成预先设定的目标。执行功能是幼儿入学准备的关键,有研究发现执行功能比智力、早期阅读和数学能力更能预测幼儿的入学准备(Blair & Razza, 2007Lan et al., 2011)。早期执行功能还能预测幼儿入学后的学业成绩(Clark et al., 2002van der Sluis et al., 2007)。此外,执行功能对情绪调控、同伴交往等社会能力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Carlson & Wang, 2007Kochanska et al., 2000)。

一般认为执行功能包含三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成分: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和抑制控制(Diamond, 2013王静梅等,2019)。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也称为刷新(update),指幼儿短时间内在大脑中保存并加工信息的能力(Garon et al., 2008Willoughby et al., 2010)。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 CF)也称定势转换(shifting),指幼儿灵活调整自己的认知与行为以适应新的情境或规则的能力(Willoughby et al., 2010)。它使幼儿能切换考虑问题的视角,适应变化的规则与需求。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IC)包含抑制优势反应,激活劣势反应两种伴随出现的功能,是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Wiebe et al., 2011)。它使幼儿能保持注意,控制情绪并采取合理的行动(Diamond, 2013)。

执行功能的发展被认为与大脑前额叶有关,而大脑在儿童早期表现出最强的可塑性(Diamond, 2013)。从个体发展的生态模型来看,早期的家庭养育(early parenting),尤其是母亲的养育行为被认为是影响婴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重要因素(Fay-Stammbach et al., 2014Holochwost et al., 2016)。母子互动过程中母亲的敏感性、将心比心和自主支持三个指标能够预测2岁幼儿的执行功能(Kochanska et al., 2000Sethi et al., 2000)。追踪研究发现幼儿12~15个月时母亲在游戏环节的自主支持对幼儿18、26个月时执行功能的各个子成分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ernier et al., 2010)。国内有研究者对65个家庭的母亲和幼儿进行追踪,在幼儿9、14月龄时评估了母幼互动中母亲的敏感性、将心比心、自主支持,在幼儿24月龄时,通过实验任务测查幼儿的执行功能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母亲的自主性支持能够显著影响幼儿执行功能中的工作记忆维度,母亲的将心比心和敏感性两个维度与幼儿的执行功能之间的相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吴琦, 2013)。鉴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母子互动过程中母亲的自主支持行为。此外,已有考察母子互动与执行功能关系的研究多是从母亲的视角对互动过程进行编码分析,鲜有考察母子互动过程中幼儿的互动参与。动态相互作用模型认为幼儿与环境的作用是动态的、双向的(Feldman & Klein, 2003)。例如,在母子互动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互动过程中母亲与幼儿的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反馈关系,即当幼儿存在较多积极行为时,母亲也倾向于表现更多的积极行为,整体互动质量较好,反之亦然(张晓等,2008)。因此,在探讨母子互动与幼儿执行功能的关系时,有必要将母子之间的双向互动作为衡量互动质量的标准。

最初关注母亲养育行为与幼儿执行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多假设二者之间具有线性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所起的调节作用(Cuevas et al., 2014)。例如有研究发现男孩和女孩对母亲养育的敏感性不同,母亲的养育敏感性只与男孩的抑制控制有关(Mileva-Seitz et al., 2015);也有研究者关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下母亲养育与执行功能的关系(Finch & Obradovic, 2017)。根据差异敏感性理论(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不同气质类型的幼儿面对母亲同样的教养行为时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相较于容易型气质的幼儿,困难型气质的幼儿更容易受到母亲养育行为的影响(Belsky,2005)。如有研究发现幼儿1岁时母亲的养育质量仅能预测困难型幼儿3岁时的执行功能发展水平,并且对于执行功能的不同子成分,气质所起的调节作用可能不同。气质在母亲养育与延迟满足之间起调节作用,但在母亲养育与Stroop任务测查的抑制控制之间不起作用(Rochette & Bernier, 2016)。

然而,已有关于气质与母亲养育交互作用的研究多是从消极的视角出发,认为困难型气质的幼儿对于母亲的低质量养育来讲是易感群体,少有研究验证在高质量母亲养育的情况下差异敏感性模型是否仍适用(Belsky & Pluess, 2009)。近期有研究者尝试探讨幼儿气质与母亲积极养育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幼儿消极情绪(气质的一个维度)仅与母亲的消极养育存在交互作用,与母亲的积极养育之间则不存在交互作用(Ren et al., 2017)。研究者从测量工具(母亲自我报告的养育质量)偏差的角度解释了该结果,并认为有必要采用更为客观的测量工具来验证母亲积极养育与幼儿气质的交互作用。

综上,本研究一方面从母子双向互动的角度考察互动质量与幼儿执行功能的关系,一方面探讨幼儿气质与积极亲子互动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假设母子互动质量能显著预测幼儿的执行功能。对于第二个研究问题,鉴于已有研究未提供明确的证据支持,不做具体的假设。

2 方法2.1 被试

本研究以目的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泉州市、洛阳市的6所幼儿园共8个托班的160名2~3岁幼儿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选取的依据为:(1)幼儿园在居民区,非示范园或特色园,招生对象为周边工薪家庭幼儿,师资收费均在所处地区的平均水平;(2)幼儿园有托班;(3)幼儿无身体残障或智力发育问题。剔除6名因母亲时间有变动临时由父亲或祖辈带来参加测查的幼儿,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54。其中男孩79名,女孩75名,月龄在24~42之间,平均月龄为36(SD=3.54)。母亲年龄在22~39之间,平均年龄为29(SD=3.17),父亲年龄在23~42之间,平均年龄为31(SD=3.84)。34%的母亲、43%的父亲拥有大专学历,53%的母亲、48%的父亲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97%的幼儿家庭为双亲家庭,家中有祖辈共同参与幼儿教养的占61%。

2.2 工具2.2.1 执行功能的测查

本研究针对执行功能的三个主要成分: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和抑制控制分别采用适合2~3岁幼儿的、应用广泛且被证明有良好测量学指标的任务进行测查。

(1) 工作记忆——多位置寻找任务(Carlson, 2005)

实验材料为六个卡通贴纸与八个形状、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的盒子。将贴纸在幼儿的注视之下放在6个不同的盒子里,然后将8个盒子离开幼儿的视线并打乱原位置,10秒钟后让幼儿寻找贴纸。一次只能打开一个盒子。幼儿有6次寻找机会,6次总共找到贴纸的数目占6个贴纸总数目的百分比为最后得分。

(2) 认知灵活性——逆转分类任务(Carlson et al., 2004)

测验材料为两个大小不同但形状和颜色一致的盒子以及6个大木块和6个小木块。练习阶段请幼儿将大木块放进大盒子里,小木块放进小盒子里。在正式实验阶段,请幼儿将大木块放进小盒子,小木块放进大盒子里,共进行12次。幼儿每成功放对一次记一分,以正确率为最后得分。

(3) 抑制控制——延迟满足(聂晋文,芦咏莉,2014)

主试给幼儿呈现两个盛有棉花糖的透明罐子(一个有1块棉花糖,一个有3块棉花糖),将盛有一个棉花糖的罐子放在幼儿面前,告诉幼儿自己需要离开一会儿去请人帮忙打开盛有3块棉花糖的罐子,如果在主试回来之前没有吃面前罐子里的一颗棉花糖就可以得到主试拿回来的三颗棉花糖。等待时间为3分钟,整个过程对幼儿的表现录像。幼儿的延迟时间(坚持没有吃棉花糖的时间:0~180秒)为最终得分。

2.2.2 亲子互动的测量

(1) 亲子互动游戏

亲子游戏在幼儿园内干扰较少、独立的房间进行,实验材料为难度略高于幼儿发展水平的拼图一个。在实验开始阶段,主试给母亲和幼儿拼图,并告知这个拼图需要孩子完成,妈妈可以帮助孩子,但是不能代替孩子完成拼图。游戏时间为3分钟,对游戏全程进行录像。

(2) 亲子互动的编码

从母亲、幼儿两个维度对亲子互动进行编码分析。

母亲维度主要考察的是母亲的自主性支持(autonomy support/scaffolding),即母亲通过语言或者行为为幼儿独立自主的解决问题提供的支持(Bernier et al., 2010)。由于很难脱离具体情境界定母亲的支持干扰还是鼓励了幼儿的自主行为,因此,本研究参照已有的编码方式,将母亲具体的行为或语言表现与其发生的背景相联系,在具体情境中判定某一行为是属于自主性支持还是非自主性支持(Hammond et al., 2012)。如图 1所示,左边为母亲自主性支持的表现,右边为非自主性支持的表现。

 

根据拼图游戏中母亲自主性支持行为所占时间的比例反映其支持的等级:

1分:母亲在亲子互动中给予很少的自主性支持(占总时长180秒的比重是0~25%)。

2分:母亲在亲子互动中给予较少的自主性支持(占总时长180秒的比重是25%~40%)。

3分:母亲在亲子互动中几乎一半的时间在给予恰当的自主性支持(占总时长180秒的比重是40%~60%)。

4分:母亲在亲子互动中给予较多的自主性支持(占总时长180秒的比重是60%~75%)。

5分:母亲在亲子互动中几乎一直在给予持续的自主性支持(支持时间占总时长180秒的比重是75%~100%)。

亲子互动过程中幼儿的互动参与从幼儿游戏参与和对母亲的关注两个维度进行编码。游戏参与指幼儿投入与母亲共同游戏的程度;对母亲的关注是指幼儿在游戏中所表现出的亲近、关注母亲的倾向和行为。根据幼儿在这两个维度的语言和行为出现的次数进行“很少”、“较少”、“一般”、“较多”和“很多”5个等级的评分。

本研究中亲子互动的编码是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者分别独立进行,其中共同编码视频占总样本的28%,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系数为0.891。

2.2.3 气质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儿童早期行为问卷》中的努力控制分量表(ECBQ)测量幼儿的气质,该问卷由母亲填答,适用1岁~3岁幼儿,应用广泛(Putnam & Stifter, 2005)。该分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从来不”到5表示“总是”。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一致性系数是0.693。

2.2.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幼儿月龄、幼儿性别、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

2.3 研究程序

主试为三名经过培训的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分别负责亲子互动的观察与录像、延迟满足任务的测查以及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的测查。测试地点为幼儿所在幼儿园。幼儿在三个独立的房间依次完成亲子互动任务、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任务,最后为延迟满足任务。其中亲子互动与延迟满足任务进行全程录像。家长在开始测试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在陪伴幼儿测试的过程中填答背景信息问卷以及幼儿气质问卷。实验结束后,由两名经过培训的专业计分人员根据录像进行编码和计分,并计算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

3 研究结果

采用SPSS 19.0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首先,数据有部分缺失,尤其是涉及父母的年龄、学历、家庭收入等个人信息的问题有缺失数据。缺失值分析的结果证明样本为随机缺失,采用EM法进行缺失值插补。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母子互动从幼儿、母亲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中母亲维度主要考察母亲的自主性支持;幼儿维度从幼儿的互动参与和关注母亲2个子维度编码。本研究中母子互动的均值为3.81(理论均值为3),处于中上水平。相关分析的结果(表 1)发现母子互动与幼儿的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有显著正相关,与工作记忆的相关不显著。

为了考察母子互动与幼儿执行功能子成分的关系,以及幼儿气质是否起调节作用,分别以幼儿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控制为因变量,母子互动为预测变量,幼儿气质做调节变量在SPSS 19.0中用PROCESS插件做回归分析(Hayes, 2013)。此外,因为认知灵活性与幼儿月龄、母亲学历有显著相关(表 1),抑制控制与幼儿月龄、家庭月收入有显著相关,在做相应回归分析时分别将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纳入为协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结果可以看出,母子互动与幼儿气质(努力控制维度)只对执行功能的认知灵活性子成分有显著预测作用,且亲子互动与幼儿气质之间交互作用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0.15,t=-1.71)达到边缘显著水平(p=0.089),说明幼儿气质在亲子互动与认知灵活性之间存在负向的边缘调节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幼儿气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Johnson-Neyman法做简单斜率分析(方杰等,2015)。结果表明,当幼儿气质的努力控制维度在[2.65,3.85]区间内取值时,亲子互动简单斜率的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图 2),简单斜率显著,即亲子互动对认知灵活性的效应显著,且随幼儿努力控制维度得分的增加而递减。当幼儿努力控制高于3.85时,置信区间包含0,亲子互动对认知灵活性的效应不再显著。

 

 

4 讨论

早期的家庭养育(early parenting),尤其是母亲的养育行为被认为是影响婴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重要因素(Fay-Stammbach et al., 2014)。本研究从母子互动过程中母亲的自主支持与幼儿的互动参与两个维度来考察亲子互动的质量,发现在控制了母亲学历、幼儿月龄等相关因素后,母子互动能显著预测幼儿的认知灵活性。结果进一步验证已有研究关于母亲自主支持对幼儿执行功能的作用(Landry & Smith, 2010)。母亲在互动过程中提供的自主支持起到支架的作用,母亲积极的语言引导能帮助幼儿表征问题和潜在的问题解决方法,而表征能力是认知灵活性的基础(Hammond et al., 2012)。但以往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母亲行为对幼儿执行功能的直接影响,忽视了母子之间双向、良好的互动模式对促进幼儿执行功能发展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考察了母子双向、动态的互动过程,发现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给予母亲更多关注,积极与母亲互动的幼儿同样是高质量亲子互动的基础。根据动态相互作用理论模型,对幼儿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有一部分是由幼儿本身所导致的(Feldman & Klein, 2003)。亲子互动中,幼儿的表现与母亲的表现存在正向反馈关系,即幼儿参与母子互动的程度会影响到母亲在亲子互动中的自主性支持,而这种动态的交互作用最终会影响幼儿的发展(张晓等,2008)。因此,当考虑早期家庭养育与幼儿执行功能的关系时,重点应该是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母亲单方面的养育行为。

关于3岁之前幼儿的执行功能是否能划分为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与抑制控制三个子成分仍有争议(Lee et al., 2018)。有研究者认为3岁之前个体的执行功能处于萌发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任务,执行功能才逐渐分化出三个子成分(Ellefson et al., 2017)。也有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执行功能三个子成分已经表现出发展的不同步(Garon et al., 2008王静梅等,2019)。本研究发现母子互动的质量仅能预测幼儿执行功能的认知灵活性子成分,对工作记忆与抑制控制的作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似乎说明执行功能三个子成分在幼儿2~3岁左右已经开始分化,对早期家庭养育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但因为缺少24个月以下幼儿作为对照,同时因为本研究对执行功能三个子成分采用单任务测查,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毕有余,2009)。

最后,在检验亲子互动和执行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幼儿气质的影响时,本研究发现幼儿气质的努力控制维度在母子互动与幼儿认知灵活性之间起边缘调节作用,并且是负向的调节作用,即幼儿气质的努力控制维度得分越高,母子互动对幼儿认知灵活性的预测作用越小。根据差异敏感性模型,不同气质类型的幼儿面对相同的教养方式,所受父母的影响是不同的(Belsky, 2005)。但已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不同气质类型幼儿对母亲低质量养育的易感程度不同(Belsky & Pluess, 2009)。本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气质与积极的母子互动同样存在交互作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差异敏感性模型对于消极与积极养育行为同样适用。但因为本研究中调节效应仅达到边缘显著,即置信区间为90%,因此该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与Conway和Stifter(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在低龄幼儿中的研究同样发现母亲在母子互动中的注意维持策略仅对抑制性与活泼型幼儿的执行控制有显著预测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者以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为因变量未能发现母亲积极养育与幼儿气质的交互作用(Ren et al., 2017)。可见,差异敏感性模型对于幼儿发展的不同方面的解释力度可能也是有差异的。

5 研究局限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三个不同的城市。尽管已有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的发展规律具有跨(亚)文化的普适性,但这种地区差异的潜在影响是不可避免的(Obradovic et al., 2019)。其次,受幼儿年龄及注意力持续时间的限制,本研究对执行功能三个子成分的测查采取的是单一任务,尽管选取的任务在国内外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且被证明有良好测量学指标,但单个测查任务,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多任务测查验证执行功能三个子成分在早期发展的不同步性。

6 结论

对于2~3岁幼儿而言,幼儿自身的努力控制程度越高,母子互动质量对其认知灵活性的作用越小。母子互动质量对幼儿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没有直接作用。

 

文章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 第37卷 第6期

作者:王兴华, 洪慧芳, 朱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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