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追踪设计检验了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特定成分和问题行为跨情境和性别的关系。选取101名学前儿童（48名男孩）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任务测量儿童的执行功能，一年后采用母亲和教师报告分别收集儿童在家庭和学校情境的问题行为。结果发现，控制儿童年龄后：（1）在男孩中，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负向预测一年后家庭情境的外化问题，认知灵活性负向预测一年后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抑制控制正向预测一年后学校情境的内化问题；（2）在女孩中，执行功能三个成分均不能显著预测家庭情境的问题行为，认知灵活性正向预测一年后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执行功能三个成分与问题行为间存在不同效应模式，且存在跨情境和性别的特异性。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儿童问题行为不断增长，并呈现低龄化趋势(陈秋等, 2021)。早期的问题行为对儿童之后的学业成就、同伴关系等均具有不良影响(Barkley et al., 2006)。因此，识别早期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非常必要。作为重要认知能力，执行功能在学前阶段的作用尤为突出，与问题行问现出紧密和特定的关系(Hughes & Ensor, 2008)。
执行功能缺陷不仅会导致外化问题(Berlin et al., 2004; Poland et al., 2016; Volckaert & Noël, 2015)，还会导致内化问题(Gueron-Sela et al., 2018; Selcuk et al., 2018)。然而，执行功能不同成分对问题行为的作用方向和大小仍不明确，可能存在不同的效应模式。因此，本研究第一个目的是采用纵向研究检验执行功能各成分与学前儿童内外化问题的特定关系。此外，性别相关行为的互动模型认为，男孩和女孩的行为表现会受情境和知觉者的影响(Deaux & Major, 1987)，情境和性别可能调节执行功能与问题行为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第二个目的是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分情境和性别探究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
1.1 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
执行功能在三岁前是统一的认知能力，后逐渐分化为中等相关但又相互独立的三个成分，即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在学前阶段发展迅速(Miyake et al., 2000)。作为高级认知能力，执行功能使儿童在不同领域协调目标导向行为(Blair, 2002)，大量研究证实执行功能可以预测问题行为(Berlin et al., 2004; Hatoum et al., 2018; Hughes & Ensor, 2008)。这可能是因为执行功能和行为反应之间的脑区活动存在系统联系(Segalowitz & Davies, 2004)。前额叶、前扣带回皮层和枕叶外侧皮层间的连接可能是执行功能影响行为问题的脑机制，而外侧前额叶、前扣带回、苍白球和壳核间白质的连接可能是执行功能影响情绪和同伴关系问题的脑机制(Bathelt et al., 2018)。
在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研究中，多数关注外化问题(Berlin et al., 2004; Poland et al., 2016; Volckaert & Noël, 2015)，然而，执行功能特定成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仍不明确。一项横断研究表明，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差的儿童有更多攻击行为，尤其是抑制控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Poland et al., 2016)。纵向研究证据也表明，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负向预测儿童外化问题，而认知灵活性则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刘新蕊等, 2018)。一项元分析则发现，执行功能三个成分均负向预测外化问题，但效应量不同，抑制控制对外化问题的预测有中等的效应量，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有小的效应量(Schoemaker et al., 2013)。但是，执行功能与外化问题的关系还有研究呈现出相反的结果，如认知灵活性正向预测儿童的诸如注意问题、去抑制性行为等外化问题(Herd et al., 2014)。
相比大量研究聚焦外化问题，执行功能和内化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也多数关注青少年群体(Cumming et al., 2019; Zainal & Newman, 2018)或临床样本(Gardiner & Iarocci, 2018; Haydicky et al., 2012)，较少关注典型发展的学前儿童(Gueron-Sela et al., 2018; Holmes et al., 2016; Selcuk et al., 2018)。Holmes等人(2016)从儿童早期追踪到青少年中期发现，执行功能负向预测同伴关系，在学前阶段二者关系更强。此外，5岁时儿童执行功能越好，在入校第一年时内化问题就越少(Gueron-Sela et al., 2018)。然而，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抑制控制水平高的儿童其内化问题越多，如Hum等人(2013)的一项对照实验发现，抑制控制任务中表现优秀的儿童，其焦虑水平高于正常组儿童。
综上，执行功能各成分对儿童问题行为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存在不一致性。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自我调节系统存在“认知困境”，需要在严格追求目标(“刚性”)和对其他行沃开放态度(“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Goschke, 2003)。自我调节系统的重要机制是执行功能，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是严格追求目标的机制，可能表现出“过度控制”，进而导致非适应性行为；认知灵活性则是个体行为转换的机制，在特定情境下究竟是适应性还是非适应性的，取决于动机或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调节(Hofmann et al., 2012)。另一方面，执行功能的异质性结构可能使不同成分对儿童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同时考察儿童执行功能各成分与内外化问题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二者的关系。
1.2 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情境和性别特异性
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存在不一致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存在某些调节因素。鉴于生理基础和外部因素的差异，不同性别和认知因素的联系也不同(Waxler et al., 2008)，儿童性别可能调节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然而，梳理以往文献我们发现，一些研究将被试作为一个整体或将性别作为协变量，并未探索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Baker, 2018; Gueron-Sela et al., 2018)。性别数量不平衡也使一些研究没有足够的检验效力去做出确定的性别差异结论(Volckaert & Noël, 2015; Woltering et al., 2016)。虽然有研究检验性别差异，但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Espy et al., 2011; Holmes et al., 2016)，另一些研究则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如国内一项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和注意转移与多动/注意缺陷间的相关在男孩中更加显著(邢晓沛等, 2016)；Schoemaker等人(2013)也发现执行功能和外化问题的联系在男孩中更加紧密。
除了性别因素，情境可能也会调节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Deaux和Major(1987)提出的性别相关行为的互动模型认为，不同性别的行为表现会受知觉者和情境特点的影响。首先，知觉者具有不同的性别信念系统，在特定情境中会通过认知和行为影响不同性别的知觉对象的行为，这对自我概念尚未发展完善的儿童具有更强的引导性(Miller & Turnbull, 1986)。其次，情境的强弱(是否有明显的指导和高度的结构)、约束(是否有明显的约束)和公刻度(是否有观众和对行为的评价等)均会影响不同性别的表现(Deaux & Major, 1987)。当个体处于弱的、非约束和私人情境时，行为的自我选择性和多样性就越大；相反，则会抑制个体倾向，转而遵守外部适应性的规范要求(Greenwald, 1982)。学前阶段标志着婴儿期到小学阶段的转变，儿童越来越能在家庭内外的情境中调节自己的行为(Espy, 2004)，这种能力与以额叶系统长期发展和连接的实质性增长为基础的执行功能紧密相关(Espy et al., 2011)。换句话说，在不同情境中，执行功能会使儿童灵活运用不同方面的能力来调节自己的行为(Blair, 2002)。因此，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可能因情境而有所不同。然而，梳理以往文献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聚焦执行功能对单一情境问题行为的影响(Gueron-Sela et al., 2018; Poland et al., 2016)，很少考察情境在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综上，执行功能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可能会受到情境和儿童性别的调节，以往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Berlin et al., 2004; Hatoum et al., 2018)。一项以7~16岁儿童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学校情境中，执行功能与男孩初始水平的外化问题显著相关，而女孩中则没有发现这一关系；然而在家庭情境中，执行功能负向预测初始水平的内化问题，认知灵活性正向预测外化问题的增长，这两个结果呈现出跨性别的一致性(Hatoum et al., 2018)。另外，Berlin等人(2004)发现，家庭情境中男孩抑制控制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间的关系更强，而女孩中二者的关系仅在学校情境中显著。在我国，一项研究也发现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邢晓沛等, 2016)。但是，该研究将母亲和教师报告的问题行为得分合成了一个指标，未能检验男孩和女孩执行功能与问题行为的关系是否存在情境特异性。鉴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社会化目标以及文化规范等存在差异(Tardif et al., 2009)，以往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全部扩展到中国文化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父母的社会化目标和养育行为随之变化(Chen & Wang, 2010)。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父母对儿童采取双重性别期待和去性别化的教养方式，希望女孩更加独立(许加明, 2018)。而教师仍保留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女孩要有女孩样，男孩要有男孩样(张学而, 2018)。此外，学校和家庭情境也存在明显差异。当今中国家庭非常重视儿童的智力发展和教育投资，为孩子包办一切，过度保护孩子(黄小勇, 黄菜方, 2009)。然而，由于学校明确的规范和教师的权威，儿童在学校情境会感到竞争和压力(张涛, 2014)。因此，男孩和女孩在家庭和学校中可能有不一样的行为表现。在研究儿童行为时，父母和教师均非儿童问题行为报告的“黄金标准”，每个报告者都能为捕捉儿童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提供独特窗口(Achenbach et al., 1987; De Los Reyes et al., 2013)。因此，在我国当前文化背景下，有必要跨情境和性别检验儿童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
1.3 本研究的目的
综上，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T1时测查儿童执行功能，T2时分别由母亲和教师报告儿童问题行为，检验执行功能各成分和内外化问题的特定关系，这是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本研究第二个目的是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检验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是否具有情境和性别的特异性。基于“认知困境”这一观点和性别相关行为的互动模型，我们假设，执行功能三个成分与问题行为间存在不同效应模式，并且上述关系受到儿童性别和情境的调节。因为类似研究较少，所以本研究不做确切假设而是致力于探索可能的结果。
2 研究方法2.1 研究对象
以河北省一所幼儿园的儿童、母亲及班主任为研究对象，T1时招募了105个家庭，T2时有4个儿童没能参与，最终纳入101名儿童(48名男孩)，MT1=4.25岁(SD=0.76)。65.6%母亲和65.9%父亲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23.7%母亲和22.0%父亲拥有高中学历，10.7%母亲和12.1%父亲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5.9%家庭月收入低于6000元，29.7%家庭月收入介于6000~10000元，4.4%家庭月收入超过10000元。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未流失样本和流失样本在主要人口学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样本为随机流失。
2.2 研究工具2.2.1 执行功能的测量
选取三个实验任务测量儿童T1时的执行功能不同成分。使用9.7寸的iPad Air进行施测，儿童完成这些实验任务用时30分钟/人。根据儿童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生成每个任务的得分(Zelazo et al., 2013)。以往研究证明该工具可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Cowell et al., 2017)。
侧抑制控制和注意任务(Flanker inhibitory control and attention test)测量儿童的抑制控制和注意，要求儿童注意目标刺激的同时抑制侧边的刺激干扰。首先对儿童进行4次练习实验，接着进入第一阶段，儿童会看到一条带有箭头的目标小鱼，两边各有两条与其方向一致或不一致的小鱼干扰，要求儿童根据目标小鱼的箭头方向在两个按键中做出相应的选择(图 1)。20个测试后，正确率达90%的儿童进入下一阶段，该阶段代替小鱼出现的是抽象的箭头，同样也有20个测试。
标准卡片分类任务(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est)测量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呈现两张具有不同维度(形状和颜色)的目标图片，让儿童先按照一个维度(如颜色)将一系列同时具有两个维度的测试图片(如黄色小球和蓝色卡车)与目标图片进行匹配，经过几次测试后，再根据另一个维度(如形状)进行匹配(图 2)。当目标图片出现时，主试用声音提醒儿童图片分类的维度。每个维度分别有两次指导，每次指导包括5个测试，确保儿童明白规则后进入正式的30个测试。
工作记忆排列测试(picture sequence memory test)测量儿童的工作记忆，按照特定顺序呈现一系列带有物体或活动的图片，图片消失后，要求儿童将图片按照呈现时的顺序重新排列(图 3)。首先，演示序列会向儿童展示如何在屏幕上移动图片。之后有两个练习序列，儿童在每个练习序列中有4次机会，如果在4次及以内成功，则进入测试序列；如果4次机会均未能完成，测试停止。正式的测试序列包括9个项目，儿童有2次机会。
2.2.2 家庭情境问题行为的测量
采用Goodman(1997)编制，杜亚松等人(2006)翻译的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父母版来测量T2时儿童在家庭情境中的问题行为。问卷共有25个条目，包括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同伴关系和亲社会行为5个维度，母亲对儿童的行为进行3点评估。外化问题得分由品行问题和多动分量表的得分合成，内化问题得分由情绪问题和同伴关系分量表的得分合成，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2和0.61。
2.2.3 学校情境问题行为的测量
采用Hart和Robinson编制(1996)，武敏等人(2019)翻译的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Child Behavior Rating Scale, CBRS)测量儿童在学校情境中的问题行为。问卷包括31个条目和6个维度：外化问题、内化问题、顺从、社交、攻击和学习问题，本研究使用内化和外化问题分量表，由教师对儿童的行为进行3点评估，内外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83和0.91。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 23.0和RWA-Web进行数据分析。在初步分析中，计算儿童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各变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不同情境的问题行为是否有显著差异，然后在总样本和男女分样本中进行相关分析。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以家庭和学校情境的内外化问题为因变量，以执行功能各成分为自变量，在男女分组样本中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执行功能各成分对问题行为的独特作用，以及在不同情境和性别中的特定关系。最后，采用相对权重分析(relative weight analysis, RWA)(Tonidandel & LeBreton, 2015)对执行功能各成分的相对权重(即相对重要性)进行更准确的推断。该方法通过使用变量转换的方法创建一组新的预测因素，这些新的预测因素与原始执行功能各成分保持最大程度的相关，但又彼此正交，从而解决了各成分间互相关联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该方法通过检验每个相对权重置信区间的差异，来考察执行功能不同成分在预测问题行为的相对权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3.1 初步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孩和女孩在家庭和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上均有显著的性别差异，t(100)=2.21，p=0.030, Cohen’ d=0.45; t(100)=2.18, p=0.031, Cohen’ d=0.42。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情境间的内外化问题均有显著差异，t(100)=6.68, p < 0.001, Cohen’ d=0.85；t(100)=9.56, p < 0.001, Cohen’ d=1.19。
基于全样本相关分析发现，年龄与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相关显著，r=0.31，p=0.002；r=0.30，p=0.003，所以在后续回归分析中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性别与T2时家庭和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相关显著，r=-0.22，p=0.030；r=-0.21，p=0.031。所以分别在男孩和女孩样本中进行了相关分析，分组相关结果见表 2。在男孩中，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以及工作记忆相关显著，r=0.41，p=0.004；r=0.30，p=0.041。另外，T1时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与T2时家庭情境的外化问题呈显著负相关，r=-0.51，p < 0.001；r=-0.41，p=0.004；r=-0.38，p=0.008。T1时的认知灵活性和T2时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相关显著，r=-0.32，p=0.029。T1时的抑制控制和T2时学校情境中的内化问题显著相关，r=0.33，p=0.023。家庭情境中的内外化问题和学校情境中的内外化问题相关系数在0.45(p=0.002)到0.47(p < 0.001)之间。在女孩中，抑制控制和认知灵活性显著相关，r=0.49，p < 0.001。与男孩不同的是，女孩T1时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与T2时家庭情境的外化问题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r|=0.09~0.22，p>0.05。而女孩T1时的认知灵活性和T2时学校情境的外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r=0.34，p=0.012。学校情境的内外化问题相关显著，r=0.46，p < 0.001。
3.2 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儿童执行功能三个成分对12个月后不同情境和性别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分别以不同情境的内外化问题为因变量，以执行功能三个成分为自变量，控制儿童年龄，在男女分组样本中进行回归分析。
在家庭情境中，如图 4所示，男孩T1时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显著负向预测其T2时的外化问题(β=-0.54, p=0.002;β=-0.37, p=0.022;β=-0.35, p=0.016)，而在女孩中未发现相同的结果(β=0.08, β=0.22, β=-0.19, p>0.05)。此外，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均不能预测男孩和女孩内化问题(图 5)。
在学校情境中，男孩T1时的认知灵活性负向预测其T2时的外化问题(β=-0.35, p=0.036)，而女孩则呈相反的方向，女孩T1时的认知灵活性正向预测其T2时的外化问题(β=0.39, p=0.006)，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均无法显著预测男孩和女孩的外化问题(图 6)。另外，男孩T1时的抑制控制正向预测其T2时的内化问题(β=0.35, p=0.050)，而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则没有这样的预测作用(β=-0.19, p=0.274;β=0.08, p=0.595)。女孩T1时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均无法预测其T2时的内化问题(β=-0.03;β=0.16;β=-0.04, p>0.05)(图 7)，这一发现与家庭情境中的结果相同。
3.3 相对权重分析
相对权重分析(RWA)结果表明，男孩中抑制控制解释了16%的家庭情境外化问题差异，占预测总方差R2的42.65%，而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各解释了11%和10%的家庭情境外化问题差异，分别占预测总方差R2的29.55%和27.80%。抑制控制与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相对权重进行比较的置信区间均包括0，说明三者对家庭情境外化问题贡献的权重没有显著差异。相较于男孩，女孩的执行功能各成分对家庭情境外化问题的相对权重均不显著，成分间的相对权重也没有显著差异(表 3)。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同时检验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各成分和不同情境中内外化问题之间的特定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上述关系在不同情境和性别中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本研究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本研究发现，在家庭情境，T1时的抑制控制、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均可以负向预测男孩T2时的外化问题，在学校情境，仅有T1时的认知灵活性能够负向预测T2时的外化问题，执行功能和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受到情境的调节，在家庭情境中，二者关系更强。这可能是因为个体的行为会受到情境的强弱、约束和公刻度的影响(Deaux & Major, 1987)，相比高度结构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学校情境，家庭情境约束更少、更加私人化，儿童行为的自我选择性更大(Weber, 1999)。因此，在家庭情境中，男孩的执行功能更能预测其外化问题。再者，在家庭情境中，本研究只发现男孩的执行功能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而在女孩中则没有发现这样的结果，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Berlin et al., 2004; Schoemaker et al., 2013; 邢晓沛等, 2016)。正如Waxler等人(2008)推论，由于不同的生理基础和外部因素，一些认知因素与特定性别的联系更加紧密。首先，神经生理学的证据表明，男孩和女孩在执行效率和大脑成熟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女孩在神经通路髓鞘化、冗余的突触修剪(Mahone & Wodka, 2008)和大脑半球之间的连接(Jeannette, 1980)更有优势，进而拥有更好的社会信息处理能力和更适当的反应。其次，在认知层面，女孩拥有较高水平的言语能力，能够更好地运用言语策略寻求帮助进而减少外化问题的发生(Keenan & Shaw, 1997)。最后，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程度不同。相比于男孩，女孩具有更好的社交技能、更多的合作策略和更亲密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外化问题的保护因素(Graves et al., 2012)。综上，由于女孩在生理、认知和社会化等多方面的保护因素，女孩的执行功能不能预测外化问题。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家庭情境中，男孩执行功能各成分对外化问题所贡献的相对权重虽无显著差异，但仍存在不同，相比于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对外化问题的影响更大，这与以往研究一致(Poland et al., 2016; Schoemaker et al., 2013)。抑制控制是早期儿童执行功能中的核心成分，与总体执行功能关系最大(Miyake et al., 2000)。以往研究均证明，抑制控制是领域一般的认知能力，而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儿童(如本研究中的多数被试)更依赖领域一般的认知能力(Morgan et al., 2019)。从神经生理角度来说，抑制控制与行为反应的脑区具有较大重叠。二者均与前额叶、前扣带回联系紧密(Segalowitz & Davies, 2004)。再者，许多跨领域的研究均表明，抑制控制低的个体更容易触发冲动，进而导致外化问题(Nosek et al., 2011)。综上，相比于其他成分，抑制控制差可能使男孩更倾向于表现而非抑制外化问题行为。
另外，研究发现家庭情境中不论男孩还是女孩T1时的执行功能均无法预测T2时的内化问题，Espy等人(2011)的研究也表明，执行功能无法预测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一方面，从问题行为发展轨迹来看，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外化问题，内化问题发生较晚，在学前阶段尚处于萌发时期(Capaldi et al., 2012)。另一方面，本研究样本多来自低SES家庭，而低SES家庭中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Lansford et al., 2006)。最后，本研究测量的执行功能成分均属于“冷”执行功能，更偏向认知调节而非情绪调节，“冷”执行功能对内化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Zelazo & Carlson, 2012)。
有趣的是，在学校情境，男孩T1时的抑制控制正向预测T2时的内化问题，女孩T1时的认知灵活性正向预测T2时的外化问题，这与很多研究发现执行功能和问题行问负向关系的结果不一致(Schoemaker et al., 2013; 邢晓沛等, 2016)。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二者间的正向关系(Hatoum et al., 2018; Hum et al., 2013)。Deaux和Major(1987)指出，性别图式发生改变将影响男孩和女孩即时和长期的行为发展过程。在中国，家庭结构的转变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后续影响，决定了父母对儿童的双重性别期待和去性别化的养育行为，一定程度上，父母希望女孩更加独立和坚强，男孩更加温柔和体贴(许加明, 2018)，这些特质在家庭情境中更被允许，且不同情境的性别角色期待存在差异(Song & Liang, 2019)。在学校情境中，教师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认为男孩应该坚强，女孩应该文静(张学而, 2018)，这些性别价值观在学校日常和师生互动中通过差别关注和性别标签得以强化(Chen & Rao, 2011)。因此我们推测，正是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使教师倾向于评价高抑制控制的男孩有更多内化问题，而高认知灵活性的女孩有更多外化问题。
以往研究多从性别差异角度检验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很少将情境纳入考察，本研究采用多情境和纵向研究的设计，同时检验情境和性别对执行功能各成分和内外化问题之间关系的差异化影响，丰富了学前儿童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研究领域，日后可以针对不同情境和性别进行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并且，以往研究多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检验执行功能与问题行为间的关系，这会产生关于变量重要性的误导性信息，本研究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相对权重分析(RWA)可以更好地估计执行功能各成分的相对重要性。据此，我们建议在日后的干预内容设置上有所侧重，相比认知灵活性和工作记忆，适当提高抑制控制的干预强度。但是，本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多数来自低SES家庭，而SES可能在执行功能和问题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如Morgan等人(2019)发现，幼儿园时测量的抑制控制能够预测儿童二年级时的问题行为，但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和问题行为仅有较弱关联，但在考察SES调节作用时发现，来自低SES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工作记忆和问题行为的关系更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重复性研究，以便得出更具有推广性的研究结论。第二，由于执行功能各成分对应的脑区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在完成认知任务时，不同成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Hofmann et al., 2012)，这是否会对儿童的问题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有待探究。第三，本研究中的执行功能成分均属于“冷”执行功能，“冷”和“热”执行功能是否会对不同形式的问题行为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检验。
文章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 第38卷 第1期
作者：白荣, 闫嵘, 王千, 李叶, 邢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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