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5914名0~3岁婴幼儿家长为问卷调查对象，考察了家庭认知环境、入托经历、努力控制对0~3岁婴幼儿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婴幼儿努力控制在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即家庭认知环境通过作用于努力控制而对婴幼儿发展产生影响；（2）婴幼儿是否入托在“家庭认知环境→努力控制→婴幼儿发展”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中具有调节作用，当婴幼儿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大。
1 问题提出
儿童生命的最初几年是一生中发育最为迅速的阶段，确保这一时期的发展成果至关重要。认知神经科学和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脑在3岁以前所发展出的结构和能力会对个体终身发展产生关键影响(Cusick & Georgieff, 2016)。促进0~3岁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逐渐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促进婴幼儿在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本研究聚焦于0~3岁婴幼儿的整体发展水平，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儿童早期发展。
以往研究发现，多方面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个体因素都会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家庭对儿童发展不同方面的重要影响，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Zhang, 2014)、家庭教养方式(王丽，傅金芝，2005)、家庭教养实践(Sturge-Apple et al., 2012)、家庭结构(Dinisman et al., 2017)、家庭环境(Biedinger, 2011)。为儿童发展创造较为适宜的家庭认知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可以减少贫穷、婴儿早产、父母抑郁等不利因素对儿童长期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Sarsour et al., 2010；Seifer et al., 1992)。但相比家庭教养等因素，关于家庭环境，尤其是家庭认知环境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家庭认知环境指的是在家庭情境中，照料者为儿童提供的对其认知发展有益的积极刺激，包含多个方面，例如针对儿童语言发展给予的刺激、为儿童探索及学习新技能所提供的支持、与儿童共同活动的时间等(Biedinger，2011；Dreyer et al., 1996)。Andrade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家长为婴幼儿提供的游戏材料、在婴幼儿活动中的参与等积极的刺激与婴幼儿认知发展显著相关。在聚焦于家庭认知环境与儿童言语习得的研究中，家长提供的语言刺激对婴幼儿的词汇发展起到预测作用(Camp et al., 2010)；家长提供的读写支持越丰富，幼儿的词汇和句法知识水平越好(Luo et al., 2021)。
在Eisenberg(1998)所提出的关于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中，除了家庭环境的相关因素外，儿童的个体因素，尤其是儿童对自身情绪和行为的控制也会对其发展造成影响。启发式模型强调了儿童个体因素的重要性，即个体因素在环境因素和儿童发展水平之间可能会具有中介作用。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之间的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往往会通过儿童个体因素对儿童发展产生间接影响。在众多儿童的个体因素中，以往研究发现努力控制在儿童早期及后续发展中都起到关键作用。努力控制指的是个体主动对情绪反应和行为的自我调节，在自发控制和转移注意力、抑制和激活行为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i, 2014; Rothbart & Bates, 2006; Spinrad et al., 2007)。努力控制水平高的儿童更易察觉自身的消极情绪，对过激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判，有意识地调控自身情绪和行为(Rueda, 2012)。最初的努力控制行为往往在1岁以前就有所体现，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婴儿也会表现出对行为的调节，如将视线从不想看到的事物上移开、主动寻求积极的刺激、发起和维持亲子互动等(Gartstein et al., 2013)。努力控制在学前阶段会得到显著提升(Putnam et al., 2002)。已有研究探究了努力控制在家庭环境因素与儿童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大多以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较少有研究聚焦于0~3岁婴幼儿。例如，邢晓沛等人(2017)针对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在教养中对子女实施的心理控制通过儿童对自身情绪的控制间接负向影响其内外化问题行为。Spinrad等人(2017)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通过考察母亲的支持性教养方式、婴幼儿努力控制及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母亲支持性教养方式通过婴幼儿努力控制正向影响其社会能力，负向影响其外化行为问题。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随着婴幼儿的不断成长，托幼机构逐渐成为除家庭以外对婴幼儿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系统。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1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约4200万，供给仅为5.5%左右。因此，针对入托经历与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有助于为促进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提供启示。有些研究表明了入托经历与婴幼儿发展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例如，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1岁半到3岁半有过入托经历的婴幼儿在3岁半时具有更好的社会能力(Campbell et al., 2000)。Fantuzzo等人的研究(2005)发现，在控制了幼儿年龄、幼儿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变量后，幼儿在机构中获得的早期教育经历与其后续的语言能力、数学能力、运动能力和学习习惯都具有正向关系。此外，同时考虑了家庭环境因素和机构环境因素的研究表明，即使对家庭背景相关变量加以控制，托育机构中的积极经历仍与儿童的社会能力显著相关(Clarke-Stewart et al., 1994)。这一研究发现揭示了同时探讨家庭和早期教育经历与婴幼儿发展的关系的重要性。当同时考察婴幼儿在托育机构的时长和去托育机构的频率时，入托经历与婴幼儿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已有研究发现，在托育机构单日停留时间更长的婴幼儿的社会能力更弱，而每周去托育机构较为频繁，但单日停留时间更短的婴幼儿的社会能力更强(Campbell et al., 2000)。
多数已有研究聚焦于3~6岁幼儿或学龄儿童，并大多单独考察了家庭环境因素或幼儿园环境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然而，不同的环境因素如何与儿童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于儿童早期发展，目前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家庭认知环境、入托经历、努力控制对0~3岁婴幼儿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的主要假设为家庭认知环境通过努力控制的中介效应影响婴幼儿发展，婴幼儿入托经历在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研究假设如图 1所示。
2 方法2.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性抽样，在北京市选取0~3岁婴幼儿家长作为问卷调查对象。通过北京市各社区的卫生保健院协助向0~3岁家长发放问卷，家长自愿参与填答，共发放问卷6750份，回收有效问卷5914份，回收率为87.6%。有效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
此外，表 2总结了本研究中有入托经历和没有入托经历的婴幼儿月龄分布。
2.2 研究工具2.2.1 家庭基本情况
使用家庭基本情况问卷对人口学变量信息进行收集，包括父母亲年龄、父母亲学历、家庭月收入、婴幼儿是否入托、婴幼儿月龄和婴幼儿性别。其中，是否入托指的是婴幼儿是否已在托幼机构中接受照护。为方便后续统计分析，对人口学变量信息进行赋值。其中，父母亲年龄从“20~25岁”、“26~30岁”等，到“51岁及以上”，分别赋值1~7分。父母亲学历从“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到“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赋值1~4分。家庭月收入从“5000元及以下”、“5001~10000元”等，到“20001元及以上”分别赋值1~5分。家中0~3岁的婴幼儿是否入托情况分为“入托”与“没有入托”，分别赋值1和2分。婴幼儿月龄从“0~5个月”，“6~11个月”等，到“30~35个月”分别赋值1~6分。婴幼儿性别分别赋值为1和2分。
2.2.2 家庭认知环境
使用家庭环境认知刺激问卷(StimQ-Toddler)(Dreyer et al., 1996)测查家庭认知环境。该问卷旨在评价家庭认知环境的适宜性，即家长为婴幼儿认知发展所提供的积极刺激和支持。问卷包括口头阅读、学习材料的可获得性、在儿童发展中的参与、口头语言反应性4个维度，共包含30个项目，例如“给孩子读关于日常活动的书”。该问卷采用4点计分，从“从不”(1分)到“每天”(4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认知环境越适宜。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4。
2.2.3 婴幼儿努力控制
使用短版婴儿行为问卷(Infant Behavior Questionnaire-Revised, IBQ-R)(Gartstein & Rothbart, 2003)中的努力控制子问卷测查本研究中婴幼儿的努力控制行为。努力控制问卷分为3个月~1.5岁与1.5岁到3岁两个年龄段，每个年龄段各包含12个项目，例如“您的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能持续玩玩具5到10分钟”。该问卷采用7点计分，从“从不”(1分)到“总是”(7分)，得分越高，表示努力控制的水平越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
2.2.4 婴幼儿发展水平
本研究使用由哈佛大学团队编制的由照料者报告的早期发展工具(The Caregiver Reported Early Development Instruments, CREDI)的短版量表对0~3岁婴幼儿发展水平进行测查，包括动作发展、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社会情感发展及精神健康这五个维度。各维度的项目示例如下：动作发展(孩子能够在没有帮助或者支持的情况下保持几秒钟的坐姿吗？)、认知能力(孩子可以用手势来表示他/她想要什么吗？)、语言发展(孩子是否能够说出一个或者多个词语？)、社会情感发展(孩子能否认出你或其他家庭成员？)、精神健康(孩子是否经常踢、咬或打其他儿童或成人？)。
在月龄阶段划分方面，CREDI短版量表以5个月为一阶段，将0~3岁划分成6个月龄段：0~5个月、6~11个月、12~17个月、18~23个月、24~29个月、30~35个月。每个特定月龄段表格上的所有20个项目由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用“是/否”进行作答，“是”记为2分，“否”记为1分。由于该量表用于测量婴幼儿整体发展水平，而非特定领域内的发展，因此每个月龄段的得分为各维度得分的加和(McCoy et al., 2018)。
短版CREDI已被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McCoy et al., 2018)。本研究采用了CREDI官网提供的中文翻译版本。根据CREDI使用手册中的要求，本研究仅对个别不符合中文日常表达习惯的用词做出调整，如将“照养人”改为“照料者”。CREDI具有较好的文化适用性，以往研究已表明其在中国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能够适用于中国儿童(Li et al., 2020；McCoy et al., 2018)。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在各个月龄段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Crobach’s α均大于0.9，在各维度上的Crobach’s α均大于0.7，均具有良好的信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各月龄段的拟合指数的整体情况为，CFI的最小值为0.97，TLI的最小值为0.95, SRMR的最大值为0.02, 以及RMSEA的最大值为0.04，表明各个月龄段量表的拟合程度较好。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由事先经过严格培训的学前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进行问卷收集。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均为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及Podsakoff等人(2003)所提出的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进行Harman单因子法检验，若单因子CFA模型的拟合指数未达到良好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采用Mplus 8.3进行CFA，拟合指数如下：χ2/df=580.82, RMSEA=0.29, CFI=0.48, TLI=0.46，SMRI=0.32。该模型的拟合指数未达到拟合良好的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3.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使用本研究中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9, p < 0.001)，家庭认知环境与努力控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74, p < 0.001)，努力控制与婴幼儿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6, p < 0.001)。此外，结果发现父亲年龄、母亲年龄、父亲学历、母亲学历、家庭月收入、婴幼儿月龄这些人口学变量与家庭认知环境、婴幼儿努力控制、婴幼儿发展有不同程度的相关。因此，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将以这些人口学变量为控制变量，控制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如表 3所示。
T检验结果表明，婴幼儿在努力控制和发展总分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入托的婴幼儿在努力控制上的总分显著高于没有入托的婴幼儿，t=21.48, p < 0.001；在发展上的总分同样显著高于没有入托的婴幼儿，t=10.69, p < 0.001。
3.2 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在控制父母年龄、父母学历、家庭月收入及儿童年龄的情况下，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旨在分析变量间影响机制的条件(Hayes, 2013)，该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
为检验“家庭认知环境(X)→努力控制(M)→婴幼儿发展(Y)”这一中介路径，以及入托经历(W)这一变量在该中介路径的前半段是否起调节作用，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根据Hayes(2013)所提出的方法，在PROCESS中选择model 7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表 4), 家庭认知环境正向预测努力控制(b = 0.76, p < 0.001)，家庭认知环境正向预测婴幼儿发展(b=0.07, p < 0.001)，努力控制在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量abcs为0.12，95%的置信区间为[0.10, 0.15]。同时，家庭认知环境和入托经历的交互项对努力控制的预测作用显著(b=-0.14,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17, -0.12]，说明入托经历对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
图 2表明，婴幼儿入托经历对家庭认知环境与努力控制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b=13.04, p < 0.001, 95%的置信区间为[10.44, 15.63]。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当婴幼儿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大，b = 0.03,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3, 0.04]；当婴幼儿没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小，b = 0.02, p < 0.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03]。这表明，婴幼儿入托经历在“家庭认知环境(X)→努力控制(M)→婴幼儿发展(Y)”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具有调节作用。
4 讨论4.1 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的关系：努力控制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婴幼儿努力控制在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中具有之间介效应，即家庭认知环境通过作用于努力控制而对婴幼儿发展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支持假设。在认知环境较为积极、丰富的家庭中，父母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对婴幼儿发展的支持，包括与孩子共读绘本、为孩子提供促进发展的玩具和材料、与孩子共同进行游戏和其他学习活动等(Dreyer et al., 1996)。以往研究发现，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发展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例如，家长通过给幼儿讲故事、读书和玩桌游创建的家庭环境能够正向预测幼儿的认知能力(Biedinger, 2011)；家庭认知环境中丰富的语言刺激对婴幼儿的言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Camp et al., 2010)。
高质量的家庭认知环境能够为婴幼儿锻炼努力控制能力提供丰富的机会，让婴幼儿在不同的任务中调控和管理自身情绪和行为，从而促进整体发展水平。已有研究揭示了努力控制在家庭环境与儿童发展水平之间所具有的中介效应，为本研究所发现努力控制的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Spinrad等人(2007)发现，母亲在幼儿18个月大时的积极教养行为预测幼儿一年后的努力控制，努力控制继而预测幼儿适应行为和社会能力。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家长对幼儿的教养实践通过幼儿在3岁时的努力控制预测幼儿6岁时的外化行为问题(Chang et al., 2010)。此外，近期研究发现，幼儿2岁时的努力控制在其婴儿时期的母亲焦虑和其3岁时的社会及情绪发展水平之间起到中介作用(Behrendt et al., 2020)。本研究所发现的中介效应与Eisenberg(1998)所提出的关于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中的相关机制相符。该模型假设，努力控制等自我调节相关能力在家庭因素与情绪及儿童社会性发展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为理解家庭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以往研究结果和启发式模型均说明，包含认知环境在内的家庭因素不一定能够直接作用于儿童发展水平的某一方面，而是需要通过儿童逐渐提升的努力控制等其他自我调节能力促进自身发展。随着儿童努力控制能力的发展，其在家庭因素与儿童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会越来越显著(Spinrad et al., 2007)。在以往研究较多聚焦于社会性发展的基础上，本研究关注了婴幼儿整体发展水平，为探究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提供了研究证据。
4.2 入托经历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首先发现有入托经历的婴幼儿在努力控制上的总分显著高于没有入托经历的婴幼儿，随后发现婴幼儿入托经历在“家庭认知环境→努力控制→婴幼儿发展”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中具有调节效应：当婴幼儿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大；当婴幼儿没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小。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假设一致。有入托经历的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中能够与同伴和教师进行丰富的互动，在一日常规和游戏活动中解决不同的问题，从而拥有更多锻炼其努力控制能力的机会。这可能更有助于促使他们运用在家庭认知环境中获得的努力控制方面的支持和引导，家庭认知环境对于有入托经历的婴幼儿的努力控制也就更具显著影响。虽然鲜有研究探究婴幼儿是否入托在家庭环境与其发展之间的调节作用，但是以往纵向研究揭示了婴幼儿在托幼机构的早期教育经历与其社会性发展的关系，强调了入托经历在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婴幼儿在1岁半到3岁半的入托经历对其社会能力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Campbell et al., 2000)；婴幼儿在半岁到4岁半的早期教育经历预测其在小学一年级的亲社会行为(Brownwell & Drummond, 2020)。本研究通过探究婴幼儿入托经历在家庭和努力控制之间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可以同时考察家庭与托育机构相关因素对婴幼儿发展的共同影响路径。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有关婴幼儿入托经历对其发展水平的影响的探讨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社会意义。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启示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改进。首先，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家长的自我报告。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多种方法测查相关变量，如用观察法测查与家庭相关的因素及婴幼儿的努力控制和发展水平。其次，本研究在考虑家庭因素时，仅对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进行探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测查家庭教养理念及实践中的不同维度。第三，本研究在考察婴幼儿入托经历的影响时，仅测查了是否入托这一变量，没有考虑到在托育机构的时长、去托育机构的频率、托育机构质量等影响因素。未来的研究应更为全面、细致地从多个角度考察入托经历对婴幼儿的影响。
虽然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但是仍然能够提供一定启示。通过探究家庭因素、婴幼儿自身因素、入托经历因素对婴幼儿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启发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共同为儿童在早期教育阶段创造适宜的环境，注重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发展，为其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基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在确保安全、健康的前提下，在家庭和机构中为婴幼儿创建具有丰富认知刺激的环境，例如进行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提供符合婴幼儿发展水平的游戏材料等，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锻炼婴幼儿的努力控制能力。
5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婴幼儿努力控制在家庭认知环境与婴幼儿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即家庭认知环境通过作用于努力控制而对婴幼儿发展产生影响；(2)婴幼儿是否入托在“家庭认知环境→努力控制→婴幼儿发展”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婴幼儿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大；当婴幼儿没有入托经历时，家庭认知环境对婴幼儿努力控制的影响更小。
文章来源：《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 第38卷 第2期
作者：张和颐, 洪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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